“工作中突然暈倒兩天后離世，因搶救超過48小時不算工傷，她該不該被認定工傷？”深圳某廠女工程女士腦死亡後家屬仍堅持治療但終告不治，要求認定工傷，但因超過法定搶救時限遭人社部門拒絕，雙方最後對簿公堂家屬敗訴。（9月6日新快報）

　　上有高堂待奉，下有子女要教，但卻在人生盛年之際永遠地倒在了工作崗位上，程女士的離世不免讓人唏噓感嘆。然而，更讓人無法釋懷的，還是家屬主張工傷認定被拒的殘酷現實。

　　其實，這起工傷糾紛的分歧點主要在於雙方認知上的偏差，也就是在最終死亡時間的認定上存在異議。站在當地人社部門的角度，醫院作出的死亡記錄中明確顯示，搶救時限早已超過48小時，這與現行的工傷認定標準明顯不符，因此，作出不予工傷認定的回復無可厚非。而在家屬一方來看，在搶救未達48小時的時間內，院方已多次宣告逝者腦死亡，病情不可逆，只不過由於家屬心有不甘，在感情上一時難以接受，本能地要求醫生繼續搶救而已，工傷認定當以腦死亡時間為準。

　　客觀而言，對於死亡的定義，醫學上與法律界所持的標準不盡相同，前者認為腦死亡即為一切生命體徵的終止，而後者卻將搶救行為的結束視為最終的死亡時間。而在現行的工傷認定條例中，只是作出了“搶救時間超過48小時”的硬性規定，而未將死亡時間具體定位到醫學概念還是法律概念。如此，制度本身存在的概念模糊，勢必在制度剛性與道德倫理之間橫亙出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若要獲得工傷認定，則勢必要捨棄親情與道義，責任與良知，掐著時間搶救；若看重感情，則意味著放棄工傷認定後的一切經濟賠償，更要承擔“人財兩空”的風險。不管怎麼看，現行的認定標準無疑都是在讓家屬做一道“保命”還是“保工傷”的二選一考題，相信法律也不會允許甚至鼓勵家屬選擇“利己”的方式來獲取工傷賠償。

　　其實，有關部門之所以將48小時確定為工傷搶救時限，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捍衛企業利益，規避那些無限擴大惡意侵佔工傷賠償的失信行為。但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卻給當事者出了一道難以抉擇的道德考題。既然工傷是一種無法預知也無法規避的工作風險，那麼由此帶來的傷害理應由社會埋單。

　　工傷認定固然是一個法律議題，但更關乎道德與人情。有鋻於此，在政策層面，有關方面不妨進一步厘清概念，將認定標準具體到腦死亡範疇，如此，即便出於對家屬的撫慰與尊重而做一些無謂的搶救，也不妨害最終工傷結論的認定，也才能真正做到立法為民，傳遞出冰冷法條的人文關懷。（台灣網網友：楊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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