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支柱的一位朋友大膽預言：如果有關方面阻撓孩子的出生，將成就又一起公共事件。他還真説對了。

　　楊支柱的部落格上有這樣的簽名：生命從受精卵開始，自由從搖籃開始。《自由從搖籃開始》是他闡釋自己教育理念的一本書，在知識界頗有些影響，而受精卵本是私事，因一次不大不小的意外，和楊支柱的騾子脾氣，居然就成了“公事”。

　　當楊支柱之妻懷孕3個月時，他的一位朋友就大膽預言：如果有關方面阻撓孩子的出生，將成就又一起公共事件。那是2009年的夏天，來自學校和居委會的“説客”開始持續電話或者登門。楊支柱不知道誰泄漏了秘密。在2009年3月，北京市計生委負責人對媒體透露，今後，舉報超生、非婚生育等違法生育問題的市民，將可酌情獲得獎勵，這是今年計生重點工作之一。

　　楊支柱已經有了一個4歲的女兒，這將是他們的第二個孩子。根據《北京市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公民有生育的權利，也有依法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夫妻雙方申請，經區、縣級以上計劃生育行政部門批准，可以生育第二個子女。”楊支柱夫婦不屬於“下列情形”，因此在有了第一個孩子後“一直比較注意”。2008年歲末金融危機，楊妻從外企離職後在家休養，不久夫婦倆發現，第二胎懷上了。

　　作為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的教師，楊支柱一直是計劃生育政策的反對者。他的部落格“人口與生育權”，自2008年12月以來已經發表了近900篇文章，相當一部分與人口問題有關。在較近的一篇評論中，他分析了“超生”者面對的幾種情形：“沒有計劃生育證明不給辦理暫住證，沒有計劃生育證明不能買房、租房，沒有計劃生育證明不給辦理營業執照，沒有計劃生育證明不給辦理務工許可證，沒有計劃生育證明子女不能上戶口、不能上學，沒有計劃生育證明不給辦理‘低保’……”

　　我不想以後後悔

　　2010年，人大教授張鳴在微博上説：“一年前，我見著他(楊支柱)，他就説要再生一個，用行動抵抗計生政策。沒想到，他真的幹了……”楊支柱自己説，已經不記得當時具體説了些什麼，一個更符合他現在態度(以及處境)的表達是：“本來就想要，但什麼時候要，並沒有定，現在既然上帝給了你，那就要唄。”

　　楊支柱的妻子則説，為了爭取權利而跟國策叫板，這並不是她願意再生一個的理由，“我對行為藝術沒興趣”，“當我發覺自己再次懷孕以後關於要還是不要曾糾結了很久”。她在部落格上寫道：“如果要，我在很長時間內必定不能工作，而等孩子長大我也老了，可能就再得不到好的就業機會了。可是我知道他是一定要的，因為他喜歡孩子，因為他認為一個孩子對成長不利，容易慣壞。很多獨生子女很‘獨’，不能接受一個弟弟或妹妹和他(她)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3歲的女兒並不這樣，她強烈地要求有個伴，總是要在幼兒園放學後拉小朋友來家玩，或者在小朋友家裏玩到很晚還不願意回家。”

　　而最終讓她決定留下這個孩子的原因是她已經38歲了，“歲月無情，而中國又是這樣一個天災人禍不斷的國家，遠的有克拉瑪依大火，近的有汶川地震，那麼多花朵一樣的生命凋零，做父母的怎麼挨過余生?我不想以後後悔”。

　　大概有一個半月的時間，有關方面不斷地對楊支柱展開説服工作。“系主任也找過，學校管計生的也找過，居委會也找過。都找過，有的找過N次。反正是書記找得最多了，儘管我並不是共産黨員。”楊支柱對媒體説。

　　他統統回絕了。

　　他們決定不打遊擊

　　其實，他們也考慮過“退一步海闊天空”。最流行的做法當然是去香港生産。據統計，2009年上半年，內地孕婦在港所生的嬰兒，佔全港新生嬰兒的44%。一些赴港生育仲介甚至會用這樣的廣告語：“去香港生二胎一切費用全算上，也小于(超生)罰款的費用。還讓孩子得到了香港身份，生下來就有優勢，還算貴麼?”另一個選項是回湖南老家暫避，“花點小錢搞一個小城市戶口，過幾年帶回來，説是自己的侄子什麼的……”

　　“洗白”之必須，反映了“黑戶”的尷尬。如果一個在中國內地出生的人，沒有生育指標，且未繳納(或足額繳納)社會撫養費，那麼他(她)就沒有戶口，成為沒有身份的人。他(她)無法接受義務教育、結婚、參軍、報考公務員，也不能買房、開戶、辦理駕照。

　　楊支柱不願意去香港，而妻子也無法忍受湖南濕熱的氣候，他們決定不打遊擊。

　　受精卵開出了小“黑戶”

　　懷孕5個月以後，勸説者消失了。他們再次出現是在臨産的12月。“居委會老打電話，讓我們在一個保證書上簽字，”楊支柱説，“意思是讓你超生後保證繳納社會撫養費。”根據《北京市社會撫養費徵收管理辦法》：“對違反規定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夫妻或者非婚生育子女的公民，按照市統計部門公佈的城鎮居民年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年每人平均純收入的3至10倍徵收。”2009年度北京市城鎮居民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為26738元，以夫婦兩人計，楊支柱需要支付少則16萬、多則超過50萬元的社會撫養費。“對於我來説，是花錢買張封條把自己的嘴貼上，做出這樣的選擇不但需要有足夠的怯懦，而且需要有足夠的愚蠢。”他在部落格上寫。楊支柱再次把電話擋回去，自始至終，他沒有讓妻子受到打擾。

　　不過他也承認，大城市比較文明。他聽説老家的做法是，先交保證金，不然就把孕婦控制起來，“這樣丈夫一著急，就會把錢交了”。

　　2009年12月21日11時55分，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受精卵開出了小“黑戶”。在徵求部落格網友的意見後，楊支柱為二女兒取名“若楠”，意為第二個女兒沒有指標竟敢來到這世上，具有男孩一樣的勇氣，也應和男孩一樣讓人喜歡，此後，“再加上一層像楠木一樣耐腐蝕、耐變形(態)、耐異化的意思”。

　　到那時候計生政策肯定變化了

　　2010年3月26日，楊支柱被口頭告知了學校的處分決定。校長辦公會議決定，給予楊支柱記大過處分，同時責成法律系解除楊支柱教學崗位聘任。4月9日，楊支柱被告知去領取書面通知。“解除的是教學崗位聘任，人事關係我還在學校，但他們以後肯定不敢再聘我了。”

　　不過，到目前為止，他看起來還保持著相當輕鬆的心態。“我們家有個保姆，5個人吃飯，這點錢我還是掏得起，沒問題，我會找到工作的。”他説。對於他來説，無非是失去了一個本來也收入不高的工作——他受聘的是教學六級崗(見習崗)，月收入4000多元。在此之前，因為一些學校也無法掌控的原因，這位北大法學碩士還長期在校圖書館任管理員。

　　但是現在他不太願意談論這些，正如他不打算到教育行政機構或法院去申訴，因為他知道他們這樣做也是不得已。可是他也並不後悔。

　　1980年，中共中央在《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致全體共産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中提出：30年以後，人口增長問題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2010年，在老齡化加速的壓力下，有關計生政策調整的言論反反覆復，這一持續30年的基本國策當變與否，似乎真的到了一個歷史關口。

　　楊若楠快5個月了，仍然是“黑戶”，這一身份暫時對她沒有什麼影響，但如果六七年之後計生政策維持現狀，她就要開始遭遇麻煩，第一個麻煩就是無法正常上學，但楊支柱覺得，到那時候計生政策肯定變化了，“有信心啊!沒有信心的話，我早就去交錢(社會撫養費)了!”

　　(楊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