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讓你走得風風光光

　　一個月裏，吳祥志又送走了6位老人。

　　秋天時，他去看望唐長根。那時，老唐戴著呼吸機，煩躁地躺在床上。老唐肺癌已到晚期，而醫保卡裏的3萬塊報銷額度早就用光了。那個下午，他抱怨起悲哀的人生，憤憤不平地講述四處求助均被拒絕的遭遇。但除了等待，他別無選擇。末了，他掏出一件襯衣。

　　吳祥志愣住了——襯衣被染過似的，滿是大片大片的血跡。“那是被我弟弟打的。”老唐説。從新疆退休回來後，他住在了母親家。不久，母親病逝，遺囑裏把房子留給了他。這是兄弟反目的開端。為房子今後的繼承問題，兄弟倆大打出手，直到遍體鱗傷的老唐被送進醫院。老唐盯著血衣，往事就像家中那些腐朽的空氣，充斥在回憶中。沉默了許久，他冷冷地説：“親兄弟。”

　　35天后，老唐死了。

　　開追悼會那天，天色驟變，上海下起了大雨。吳祥志帶著幾十位老人一同為老唐送行。他們並不認識老唐，但他們有著共同的標簽：上海知青。

　　他們都是1963—1966年，被送往新疆生産建設兵團的十萬分之一。那時，國家剛剛經歷過大饑荒，邊疆依舊動蕩貧窮。而被視為道德墮落之所的城市，發展規模被嚴格限制，大量城市青年被剩餘出來，無法被計劃到就業和升學中去。在浪漫的鄉村理想和發展現實的雙重策動之下，知識青年遠赴窮鄉僻壤的藍圖被勾勒出來。10萬上海知青進疆的成功，拉開了此後“文革”期間上山下鄉運動的序幕。

　　1970年代末，隨著運動的破産，這10萬知青，有一萬多名順利回到了故鄉，剩下的人，或紮根新疆；或滯留上海，退休回城，為戶口為晚年保障，長年累月地奔波。

　　2011年上半年，老唐還是奔波群體中的一員。吳祥志眼前閃現他的身影，仿佛那才是昨天的事情。

　　吳祥志滿臉滄桑，表情倔強，像懸崖邊上彎曲的樹。2007年，他60歲，按照政策，終於可以正式退休回到上海。然而，2003年隨退休的妻子回城時，戶口問題就開始成為他的困擾。當時，上海中心城區的老家正在動遷，如果戶口順利遷入，他將可以得到一套新房子作為賠償。嫂子提出，必須交20萬元，才能入戶。隨著房價猛漲，要價又開到了50萬元。

　　親情在利益面前撕開了不堪的面目。他試圖向嫂子説情——三十多年前，兄弟倆必須有一個去新疆，是他代哥哥做出了犧牲。“那是你自願去的”，嫂子並不領情；他又去街道反映情況，“這是家庭矛盾”，街道不願管。就這樣，他只能在上海打工，租房子，四處討説法。

　　在上海，他“像個皮球被踢來踢去”。幾年後，他找到了知青群體，終於有了歸屬感。他還扮演起送葬人的角色。誰重病了，他代表大家送上100元的慰問金；誰死了，他組織追悼會、送花圈……

　　這些年裏，他似乎習慣了悲傷，“今天還一起參加追悼會，過幾天就成了被追悼的對象”。他看著當年前赴後繼踏上通往新疆火車的少年們，如今前赴後繼地死去，仿佛看著自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被悄然帶走。

　　為什麼要回上海？這成了他經常追問自己的問題。

　　而每當深夜來臨的時候，新疆總到夢裏造訪：熟悉的道路，地裏的勞作，和妻子縫製褲子的場景……

　　在上海的日子，新疆是老知青們共同的夢境。

　　在韋木英的夢裏，新疆化身為一朵朵棉花，她跪在地裏摘個不停。

　　在謝虎禮的夢裏，他總是手扶獨輪車，在荒地上推來推去。悵然四顧，發現到處是茫茫戈壁灘。心恍惚著沉下去：不是回上海了麼，怎麼又到了新疆？原來，回上海只是一場夢……

　　“我是上海人”

　　“我是上海人！”謝虎禮拍拍胸脯，一遍遍確認自己的身份，儘管過去十多年裏，他走在大街小巷都被直呼為“新疆”。

　　1964年，他聽著“羊肉當飯吃，牛奶當水喝”的童話來到新疆，卻看到滿目的荒蕪。第一個除夕夜，他們啃饃饃，喝白菜湯。一位知青不禁唱起了《星星之火》，唱起了幾十年前被賣到日本紗廠當童工的小珍珠的命運：

　　“媽媽啊！我哪天不在想著你，我有多少苦楚要對你講。盼星星，盼月亮，左盼右盼想親娘。到今朝盼著媽媽你到上海，媽媽啊！趕快救我出火坑！”隨即，整團的知青哭成一片。

　　“小林，你要聽我唱小珍珠麼？”這天，在老知青韋木英的小房子裏，微醺的謝虎禮閉著眼睛再次唱這首滬劇，韋木英輕輕附和著。陽光穿過石庫門老房子的天窗，照在他們臉上，韋木英哭了起來。相比起故鄉的親人，他們更喜歡呆在知青群裏。他們隨意串門，一塊吃飯喝酒，不需要客套，不需要言語，自在而親切，隨時可以哭泣，也不需要特別的安慰。

　　在上海，謝虎禮始終有一種不願承認的隔閡感。當他大口喝酒時，他會説，我們北方人就是豪爽。可回憶起新疆，卻永遠逃不出這樣的詞語：忍饑挨凍的生活，永不停歇的勞累，夏天開荒時成千上萬的大蚊子……

　　1980年一個禮拜天，謝虎禮得知了雲南知青“勝利大逃亡”的消息，整整一天，他心裏都激蕩著逃離的衝動。到了傍晚，他敲響大鐘，“上海知青託兒所集合了”，他大喊。他把返城的消息廣而告之，大家最終決定，選出5名代表到各團各連串聯。

　　當晚，謝虎禮幾人攔了拖拉機，一路顛簸七十多公里，從塔裏木河北岸一直開到了終點塔河南岸。黑夜裏，他偶遇了知青歐陽璉，兩人一拍即合。此前，歐陽璉和其他知青已經為回城陳情多次。第二天，他們決定，在塔河兩岸宣傳回城的決心。

　　1980年11月初，歐陽璉鼓動成千上萬知青集結到阿克蘇城區，但阿克蘇地委不願意對話。11月23日開始，他們絕食了近一百小時，直到歐陽璉收到電報，被告知中央工作組將會到來。12月11日，上海知青請願大篷車隊途中翻車，3名知青遇難，阿克蘇地委終於發出給知青簽發戶口的文件。

　　那幾天，拿到戶口的謝虎禮沉浸在回城的喜悅中，他變賣家産，收拾家當。然而，不幸的消息很快從廣播上傳來：阿克蘇事件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所發的戶口證全部作廢，火車站實行軍事戒嚴。謝虎禮一陣絕望，喝下一瓶60度的高粱酒，躺在地上抽搐。

　　“當時只想到了死。”醒來後，他暗下決心，一有機會便逃離新疆。

　　1981年秋，機會終於來了。謝虎禮帶著妻子張維敏、兩個孩子謝萍和謝君回到上海。孩子是生於1974年的龍鳳胎，名字寄託了父母樸素的希望——平均。他們希望孩子得到同樣的寵愛，享受公平的命運。

　　回城最初的日子裏，謝虎禮一家擠在張維敏哥哥的小房子裏，佔據著半個房間。謝虎禮從來不敢踏入大舅子的房間。他成天泡在外面，做著各式小生意：擺康樂球、賣童裝。

　　不幸的是，這一年，國發91號文件的出臺幾乎阻斷了他所有的生路。文件稱要“堅決把上海知青的大多數穩定在新疆”，列出10種規定，把知青們劃分為三六九等，除了1.5萬人符合規定可以調回上海市區或上海所屬的外地農場，其他的“一律動員返回新疆農場”。

　　謝虎禮夫婦正是屬於要被“穩定在新疆”的大多數。謝虎禮的小攤不斷被沒收，他在上海街頭四處流竄，連大舅子也被停職了。他被告知：謝家什麼時候回新疆，什麼時候恢復工作。但這些都不能動搖這對夫婦的決心，直到有一天，兩個孩子從學校被驅逐出來。

　　1984年，謝虎禮帶著一家子，再次踏上開往新疆的列車。車上，他和妻子張維敏聽到一聲慘叫，隨後得知，一個家庭的父親跳下了火車。3天3夜後，他們抵達新疆。謝虎禮望向窗外，一股絕望之感向他襲來。

　　“平均”的不平均

　　1985年，胡耀邦到新疆考察，他為知青題詞：“歷史貢獻與托木峰共存，新的業績同塔裏木河長流。”知青們奔相走告，重燃了希望。次年，上海副市長謝麗娟到新疆考察，得知消息的知青張寶璇向她遞交了聯名請願書，並要求召開座談會。知青們紛紛要求回城，至少讓子女回到上海。

　　幾十年後，張寶璇回憶起來唏噓不已，當年保證不被“秋後算賬”的帶頭人，最後都難逃懲罰。多年來，他總結、反思，最終走上法律的道路。他屢屢呈交行政訴訟狀，請求判當年的行政行為為違法的強迫勞動，並給予補償。如今，他相信法治的力量，再也不會像年輕時那樣去請願陳情了。

　　當時，他們的要求在1989年部分實現了：知青家庭的一個子女可回到城裏。但知青的命運似乎已經註定了。20世紀80年代年代以後，不符合回城規定的知青有了分化：有的永遠留在新疆，有的死亡，有的流散到第三地，最大的一撥有三萬多人，他們幹到退休，然後返城。有六千人左右自動和新疆脫離關係，選擇滯留在上海，成了黑戶。

　　1988年，謝虎禮帶著兩個孩子逃回上海，成了六千分之一。為存退路，張維敏選擇繼續留在新疆。

　　回到上海的謝虎禮和母親及兩個孩子擠在7平方米的老房子裏。謝君至今都記得，自己整整一週都躲在門後偷窺外面的一切，那種既嚮往又恐懼的情形。1980年初的記憶還困擾著當時的他——那時，他上小學二年級，和姐姐在開學的第一天，就被展示到眾多小朋友面前：這是新疆來的借讀生。姐弟倆一聽就把頭低了下去。

　　起初，少年謝君上課的時候總是走神，在本子上偷偷畫在新疆的房子、房子周圍的道路和建築，“怕自己忘了新疆”。可隨著生活的展開，他確實再也回憶不起新疆的模樣。

　　謝萍對於過去有著超強的記憶力。從房子的結構到老師的姓名到別人看她的眼神。在20世紀80年代那些年，她聽到最多的評價就是“野蠻人”。一天傍晚，她請新疆回來的同學到家裏吃飯，飯桌擺在門口，他們看到肉都特別興奮。她還記得，姑姑高聲對街坊説：他們新疆來的就是奇形怪狀。走在路上，她也總低著頭，感覺所有的人都看不起她。她覺得，所有的癥結都在於，沒有上海戶口，而她本該是上海人。

　　轉眼間到了1990年，這對龍鳳胎16周歲了。按照政策，倆人中的一個可以入上海戶口。那時的謝萍想報考美術中專，而報考的前提條件是要有上海戶口。老師兩次到她家向謝虎禮誇獎她，希望戶口能給謝萍。但每次的答案都是：戶口要留給兒子。

　　那一陣子，她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似乎人生也望到了盡頭。一個傍晚，回到亂糟糟的家裏，她再也不想去馬桶間做作業了。她拿起菜刀往手腕一割——幸好菜刀並不鋒利，家人立刻撲過來搶救。割腕事件終究是一場小風波，依舊改變不了戶口的走向。

　　舊矛盾未了，謝家又有了新矛盾。謝君報戶口，遭到了奶奶的阻攔。她把戶口本藏了起來。謝虎禮在家裏鬧得天翻地覆，把櫃子都踢爛了，最終才讓母親交出了戶口本。

　　許多年後，支離破碎的親情仍是謝虎禮難以言説的痛楚。他悲哀又自我安慰地想，這也許是他們這一代人的宿命。1953年，父親作為資本家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送去新疆勞改，留下母親帶著幾個孩子領救濟金生活。從童年開始，自卑感便如影隨形，他從未買得起書包和課本。當他站到臺上帶領少先隊員唱歌時，他發現“下面的紅領巾一片鮮紅鮮紅的，而自己卻是淡紅淡紅的”。都是父親害的，他想。去新疆後他從未給父親寫信，從未見他一面。少年謝虎禮以父親為恥，他認為是父親阻礙了他在新中國變成一個新人；中年謝虎禮不敢恨母親，卻不能原諒母親阻撓他在新時代進入新生活。

　　1992年，戶口總算對那些滯留在上海的黑戶知青開禁了，同時他們也被要求寫下保證書：不向政府要工作、要房子。再過五六年，他們又得到了每月兩三百元的補助，有一年，他們拿到了369元。從此，“369”成了這撥知青的稱呼。

　　謝虎禮也是這一結果的受益人。可向母親討要戶口時，又是一番爭吵，最終謝虎禮以保證書來交換戶口本——不參與分房子。此後，這個7平方米的屋子充滿了緊張。同一屋檐下，母親和謝虎禮一家分開爐灶做飯。而直到老人去世，謝君未曾叫過她一聲奶奶。

　　這樣的故事在當時反覆上演。而隨著歲月的消逝，人們也慢慢淡忘了其中的情節。1993年，擁有了戶口的謝萍理直氣壯地在大街上昂首闊步，因為戶口問題而流産的初戀也已遠去。烙印在慢慢消退。她讀夜校，努力工作，結婚生子，融入了大都市的生活。

　　謝萍為自己感到幸運。她知道，在她身後，還有三萬多知青的子女們，註定要經歷更多的掙扎，43歲的陳莉就是其中的一個。

　　戶口人生

　　週末的傍晚，陳莉在廚房燒飯，看到記者，她勉強笑了一下。關於知青二代的生活，她不願回憶，不願看到他人同情的目光。

　　“講述過去能改變什麼嗎？不能。對我有好處嗎？沒有。除了揭開傷疤，讓我痛苦。”飯桌上，她眼皮下垂，把辣椒皮一點點地從豆腐上挑下來。可沉默良久，她還是回憶了，因為，“北方人會為人著想”。

　　陳莉傲氣、敏感，有一股把生活看明白不自欺的倔勁。如果可以重來，她不會選擇回到上海。可是1988年，如同其他知青二代，她和妹妹都只是被不甘心的父母送回上海的懵懂少年。她們四處打工，被欺負、被欠薪，飽一頓饑一頓，一斤麵條倆人搶著吃。妹妹哭著要回新疆，可她們根本買不起火車票，陳莉強裝狠心：要回，你自己回！

　　1989年報戶口時，陳家把戶口給了唯一的男孩。母親李鳳嬌想，女孩子畢竟可以嫁個上海人。於是，陳莉走上了通過嫁人改變戶口的道路。漂亮的陳莉對那些看得上她的上海男人從未動心過。她早就看透了待價而沽的交換本質：對方要結婚，她要戶口。

　　第一場婚姻以她遲遲沒生孩子而告終，而直到離婚，她還沒達到落戶的年限。2001年，母親從新疆退休回到上海，開始為解決女兒的戶口問題而陳情。陳情的結果給了她一些優惠：結婚滿兩年就可以入戶。

　　第二場婚姻的選擇餘地更小了，對像是五十來歲的上海男人。兩年總算過去了，陳莉在家四處找戶口本，丈夫卻站在一旁，冷冷地説：你放一百二十個心吧，我是永遠都不會讓你入戶的。

　　陳莉果斷離了婚。慢慢地，她已經不再想戶口的事情，她甚至只想找到自己的家庭。後來，她又被介紹給一個帶著孩子的鰥夫。男人找各種藉口不和她結婚，但她還是和他同居了兩年。孩子和母親都慢慢喜歡上她，可他總對她挑三揀四，嫌她掙錢少，當他炒股失敗的時候，又把責任歸咎到她身上。

　　“如果有本事我還會找你這樣的人嗎？”陳莉反唇相譏。她總是忍氣吞聲，還嘴時，她已經下定了離開的決心。

　　如今，她似乎看開了，對於戶口也不再執著，她想擺脫戶口魔力——她的一些知青朋友，解決了戶口問題就像變成另外的人種似的。生活告訴她：安全感必須自我供給。所有以交換為目的的婚姻都是不會長久的，在矛盾和爭吵中，終究會暴露它不堪的面目。

　　過去，一種強大的自我保護本能讓她隱藏身份，她講一口流利地道的上海話，她察言觀色，她小心翼翼地打量自己，生怕露出外地人的馬腳——但她又看不起上海人，雖然她也遇過開明謙和的本地人，但在她的世界裏，那是少數。

　　許多時候，她感覺空蕩蕩的。她拼命掙錢，每天一早出門，深夜才回到家裏，必須為自己的晚年生活打下經濟基礎。上海許多角落都有她打工的身影，但是，“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她這麼形容過去的生活。她甚至羨慕起母親，他們有工齡、有歷史、有群體歸屬感，他們可以隨時放聲痛哭，可以理直氣壯地要求賠償青春，可以大聲説“我是上海人”。她覺得自己，什麼也不是。

　　母親李鳳嬌一邊打毛衣，一邊靜靜聽著，不住抹眼淚。許多事情她也是這一晚才聽女兒第一次説。多年來，她為愧疚感所壓抑，畢竟陳莉是大女兒，戶口本應歸她的。女兒有時問，我是你親生的麼？李鳳嬌説，我看不是。女兒回答，我也覺得不是。這樣的對話讓她難受到極點。

　　這位63歲的老太太，講述起往事，總帶著不自知的黑色幽默。

　　1964年，李鳳嬌還是一名初中生。5月28日——她還記得——下午，她去上學。校長笑瞇瞇把她招到辦公室，説，李鳳嬌同志，你被批准到新疆參加生産建設兵團了。

　　她困惑地説，我沒申請啊。但幾天后，她就到了新疆。然後被通知，分到農四師牧場。

　　“什麼是牧場?”她問。

　　然後，她就到了牧場。一晃35年。

　　回城10年裏，她四處打工，為女兒的戶口四處陳情，還去了北京，可是還沒下火車就被趕回來。

　　在一次陳情中，她認識了謝虎禮的妻子張維敏。此後，每次遇到什麼事，張總是“挺身而出”，她感覺自己找到了“主心骨”。

　　母親，快來救救我……

　　1993年，滿30年工齡的張維敏從新疆提前退休。幾年沒見，兒子對她已經有了陌生感。她看到家人上廁所都用草紙，心疼地説，多浪費啊，為什麼不用報紙呢？女兒感到不可以思議，好像她是另一個世界的人。

　　不過，張維敏很快重新適應了這座繁華的都市，她燙髮染發，衣服閃閃發亮，成天打麻將。隨著謝虎禮攢足了錢，她還住進了新房子。

　　這樣的日子持續了10年，直到謝虎禮得知，“369”們將和上海退休工人待遇接軌。他對張維敏開玩笑説：我是上海人了，你還是新疆人。

　　儘管“369”們仍對自己被算少工齡而憤憤不平，但在張維敏看來，這卻是一種極大的不公平。她的退休工資是一百來塊錢，10年間緩慢地往上漲，醫療補助則是工資的3%。而當謝虎禮退休後，他們的門診報銷可以達到90%，住院報銷額度的上限是28萬。她問丈夫：“這是為什麼呢？你們是逃回來的，我們這一撥卻老老實實幹到了退休。”

　　那一年，張維敏去參加知青聚會，她在一張要求提高新疆退休知青社保待遇的“六千人聯名信”上簽下自己的名字。

　　此後，她去新疆生産建設兵團駐上海辦事處陳情。當一名官員要求推選代表時，她站了出來。李鳳嬌還記得張維敏的話：“我們這一代人為祖國建設貢獻一生，我們犧牲青春，毫無怨言。現在老了，落葉歸根，希望國家來解決我們的問題。”她覺得她説出自己的心聲，如同大多數人，她被推選為代表。

　　儘管張維敏身患多種疾病：高血壓、心臟病、嚴重風濕症……但她從來都是個精力充沛的爭先進的人。在青年時代，她屢屢在摘棉花勞動中奪得第一名。她總是天沒亮就打著燈往地裏出發，一直勞作到晚上才回家。謝虎禮總是教育她，幹多幹少每天都是一塊二，何必那麼積極，他甚至偷偷把鬧鐘調晚幾個小時。

　　從2003年開始，張維敏就在奔波中——爭取醫保，爭取和“369群體”享受同等待遇。每週三，他們就到政府門口表達訴求。張維敏總是站在人群中央，拿著擴音器喊……

　　吳祥志第一次見到張維敏時，她正在代表身後的老人們向政府表達訴求，他覺得她説出了他多年來的心聲和委屈。往後，為了他的戶口，張維敏奔相走告，五六十人站了出來，到街道討要説法。他終於獲得口頭承諾，問題將得到解決。

　　8年來，張維敏每天忙到深夜。在兒子的記憶中，家裏電話響個不停，一聽到需要幫助的，張維敏就一瘸一拐地跑出門去。“家裏的事她從來不這麼積極。”女兒説。一次次陳情，一次次談判，知青們的待遇終於有了改善，門診可以報銷了，從40%到75%再到85%。

　　世博會前夕，張維敏寫了公開信，讓知青們息訪。她寫道：“我們不能做破壞國家形象的罪人！我們應表現出高度的責任感，配合政府營造一種清平世界的和諧氣氛！任何時候我們個人天大的事都不如國家的事大！”

　　兩頭都是棄兒。

　　上海虹口公園。老遠就聽見歡快的音樂聲，老人踏著節奏翩翩起舞，他們身著新疆維吾爾族服裝，扭動脖子，輕擺手腕，忘情地轉圈，臉上綻放著燦爛的笑容。

　　“這是新疆剛運過來的！”張團長伸開手，給記者遞來葡萄幹。這位上海阿凡提歌舞團的創辦者鼻子下還夾著兩撮往上翹的假鬍鬚，笑起來一跳一跳的。每逢週六，張團長都要和其他的老知青群體在這裡跳新疆舞。

　　2000年，從新疆退休回來的張團長，感到滿大街都是異樣的眼光。他一個人跑到公園跳起了新疆舞。“我想證明，新疆回來的知青不是萎靡不振的。”張團長這麼認為。

　　郞先生站在一邊教授圍觀者舞步。他已經跳了將近十年，至今沒法習慣上海的精緻和優越。他跳新疆舞，上新疆館子。只有在這裡，他才能忘卻回到上海的失落感。

　　為什麼要回來呢？“落葉歸根。”他指指大樹，毫不懷疑自己樸素的情感。可他又總是懷念過去的時光，這時光自動剔除了痛楚，它是青春，是友誼，是豪邁的生活。

　　在這個公園的一角，另外的知青們松鬆散散地站著。他們拉家常，更多時候，他們彼此不説話，曬著太陽，靜靜圍觀跳舞的人群。

　　“都是苦中作樂。”另一位退休歸來的知青則説，自己有一肚子委屈，卻無處申訴。他想，只有等到見馬克思的時候，他再慢慢訴説了。

　　而這樣的訴説，送葬人吳祥志已經聽得太多，他把這些故事全裝在了心裏。這幾年，他回過兩次新疆，看到從前的地窩子變成了一排排新樓，走過的泥濘小路鋪成了柏油大道，當年他們住過的房子如今住進了年輕力壯的新工人。

　　在這個嶄新的世界，他想起自己聽過的經歷過的故事，想起他們這一代人的心血。但他又有一種陌生感，除了檔案，這裡似乎找不到他的任何痕跡了。

　　“新疆説歡迎我們回去，可是真要回去他們也不歡迎，我們已經老了。”他説，他開始理解這個世界的經濟學原理，也理解了為什麼自己“兩頭都是棄兒”——作為異鄉人，他對新疆失去了利用價值；作為本土人，他對上海未曾有利用價值。

　　“上海肯定想，我們從未對這裡有過貢獻，為什麼要負擔我們的養老。可是當時，是它把我們送去的。”歷史的債務，要由誰來承擔？為什麼要去新疆？為什麼又要回到上海？

　　他要養活自己。可對於未來，他已經沒有把握了，那套知青們集體為他爭取來的房子，也隨著張維敏的被捕變得虛無縹緲。

　　2011年的一個早晨，一群警察走進張維敏的房子，説要找她談談。前一晚，她忙到淩晨5點才睡下。丈夫謝虎禮叫醒了她。她迷迷糊糊睜開眼睛，邊穿衣服邊嘮叨著：都8年了，還有什麼好談的。

　　此後，家人再也沒見過她。2011年12月23日，法院二審宣判，因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張維敏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緩刑3年。

　　(林珊珊)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陳莉、李鳳嬌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