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嶺的山腰上剩下78歲的李鳳鳴一個人。3個兒子相繼搬離，房子空了下來，她的心也空了下來。

　　時常來探望她的只有大兒子陽社成，他在一家建材工地做大理石拋光，自1999年下崗以來，臨時工是他的常年狀態。他57歲了，越來越苦惱：如何讓老母親安度晚年，也讓自己安度晚年。

　　上崗下崗

　　1975年，20歲的陽社成有了第一份工作，在湖南冷水江市玻璃廠當學徒工。在這家廠他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筆工資，20元。他花了5毛錢給弟弟妹妹買雪糕，剩下的悉數交給了父親。1976年，他被單位派往哈爾濱考察，那是他一生中去過的最遠的地方。

　　1979年玻璃廠虧損，陽社成調到了冷水江市第三水泥廠。水泥廠和玻璃廠一樣屬於集體企業，是冷水江街道辦事處的下屬單位。在水泥廠，陽社成進入煅燒車間，負責給立窯添煤加炭。

　　“那時工作實行三班制，早中晚三班，一個星期休息一天。”陽社成在上千度的高溫立窯前幹了19年，眼睛受不住炙烤，漸漸抬不起眼皮，最終變成了一條縫。眼皮常年耷拉，讓他形同盲人。

　　26歲那年，媒人給他介紹了一位鄰縣的農村姑娘。條件是，解決女方的城市戶口和工作。那個冬天，陽社成提著禮品，徒步一百多裏山路，來到了新華縣吉慶鄉梅花洞村，從山溝溝裏將那個從未謀面的姑娘帶回家。

　　20世紀80年代是國企職工最美好的時光，妻子鄢雲也順利地拿到了城市戶口。這段婚姻還給她帶來了一份國企工作——冷水江市耐火材料廠食堂炊事員。

　　1981年，陽社成與妻子鄢雲生下一子，取名陽希，寄意陽光與希望。每個月拿著固定的薪水，享受著國有企業的各種福利，生活頗感優越，“小的時候，我吃得最多的就是蜂皇漿，那時候獨生子女都可以去工廠裏領。”

　　但是這種優越很快隨著國有企業改革急轉直下。陽社成所在的水泥廠開始走下坡路。“廠裏的活越來越少了，假放得越來越多，開始延遲發工資，後來乾脆就不發了。”陽社成説。

　　初到水泥廠時，陽社成的工資是42元。1999年，水泥廠破産倒閉，他拿到的最後一個月的工資是208元。他工作勤奮，但也逃不過下崗的命運，和全廠207人一起，回家待業。

　　這一年，兒子考上大學。本是一件喜事，但是陽社成高興不起來，他要為兒子繳納近三千元學費，而當時家裏所有的積蓄只有5000元。

　　生活陷入停滯。陽希記得中學6年，家中不曾添置一件傢具，“好不容易才買了一台二手的熊貓牌彩色電視機”。這段婚姻也終因妻子不堪窮苦生活，于2003年畫上句號。

　　從1995年開始，工廠給他繳納的社保金，也在兩三年後停掉。和眾多集體企業一樣，由於效益問題，先是停繳了員工的社保，倒閉、破産、變賣隨後而來。

　　為供兒子上學，下崗後陽社成到工地打零工，“一天16元，一個月480元，每天工作最多10小時，沒有節假日”。陽社成掰著手指頭過日子，每個月要給正在上大學的兒子匯去400元，自己剩下80元生活費。

　　2003年陽希考上研究生。雖然生活清苦，陽社成鼓勵兒子繼續深造，自己則繼續幹苦力換取兒子的學費。

　　2004年，倒閉的水泥廠賣給當地最大的一家鋼鐵企業，改造成廢水處理廠。“有人説賣了300萬，也有人説賣了900萬，反正我拿到手的只有18000塊。”

　　陽社成從這筆錢中拿出8000塊，補繳了停交多年的社保金。“我的社保金從1995年開始算起，之前沒交的錢都得由自己補上，”他到當地社保局詢問了國企職工補繳社保的政策，“我一共要交納15年的社保金，60歲退休後，根據現在的政策，可以每個月領取1400元左右”。之後幾年，陽社成每年都去社保局繳費，從2000元到3000元。2008年到2010年這3年，一度還享受了個人交納40%、國家代繳60%的政策。

　　2011年本是陽社成交納社保金最後一年。“按15年算，這是最後一年”。2012年初，他又從社保局獲悉，如果再交5年社保，到了退休年齡可以每月領取1800元。

　　陽社成算了筆賬，“再交5年，得再交三萬多元。從60歲開始領取退休金，就算活到80歲，每個月可以多領400元，20年下來可以多領9萬多元。”他決定再交5年。3月，他續交了3750元。

　　此時，陽希已經工作6年了，每月給父親500元生活費。雖然每月有這筆匯款，陽社成還是在大理石廠打工，“給人修灶臺，做櫥櫃，還要給死人修墳臺。每個月能賺將近2000元”。

　　再過3年60歲，可以每月按時領養老金度晚年了，陽社成卻從電視新聞聽説退休年齡要延遲5年。“這樣的話，我要到65歲才能拿退休金，再幹5年，年紀大了，這樣的體力活我就幹不動了，負擔可能會落到兒子身上，如果國家不管我們養老送終，那還是得靠兒子啊。”陽社成對國家養老政策的變動表示擔憂，但更讓他擔憂的是母親的贍養問題。

　　四兒養母

　　母親李鳳鳴78歲了，獨居在冷水江朱家嶺半山腰上。

　　二十多年，這裡的房子拆了蓋蓋了拆，這裡的人走進走出。2008年老伴去世，李鳳鳴開始獨居。

　　李鳳鳴不識字，不識路，在娘家的時候，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直到出嫁，才邁出了家門，她知道沿著家門口那條長長的鐵軌一直走，就到陽家了。這是她此生唯一認識的一條路。

　　1955年，大兒子陽社成誕生。隨後又得一女兩子。在社會主義如火如荼的年代，丈夫陽家騰給3個兒子分別起名為：社成、定成、祝成。這3個帶有強烈政治色彩的名字寓意是：社會主義成功，社會主義一定成功，以及祝賀社會主義取得成功。

　　5月，江南進入梅雨季節。連下了好幾天的雨，李鳳鳴睡到半夜，迷迷糊糊感覺到蚊帳上面在滴水。連日小雨，老房屋頂的石棉瓦被風吹落，床全部濕透了。

　　陽家的老房建於1982年。當時身為村支書的陽家騰，要了塊最狹小，最偏僻的宅基地，蓋起了一層紅磚屋。3個兒子分而居之，小兒子居東，老大居中，老二居西。後來小兒子陽祝成外出求學，他的房子由老兩口居住。

　　陽家騰還在世的時候，李鳳鳴從不上街，只在家裏做家務，或者上山種菜。所需的物品都由陽家騰操辦，財務也由他來管。

　　3個兒子當中，李鳳鳴對小兒子陽祝成最疼愛。

　　陽祝成是兄弟姐妹4人裏學習最好的一個。他天資聰穎，雖整日好玩，成績卻不差。1990年，初中畢業的陽祝成考入長沙冶金技校，3年後畢業分配到長沙一家冶金廠工作。他成了陽家出走得最早最遠的人，被認為是“最有出息的人”。

　　2008年9月底，陽家騰因病去世後，李鳳鳴開始學著認路，學著看懂數字，學習如何跟人討價還價。

　　人老多病。李鳳鳴身材略胖，2008年查出患有糖尿病，身體慢慢消瘦下去，每月服用藥物需要百元左右，沒有醫療保障，自掏腰包。2011年，由於身體器官衰退，李鳳鳴有時候會大小便失禁。

　　此時，兒女卻陸續離她遠去。

　　2005年3月，大兒子陽社成再婚，妻子在城裏開了一家小百貨店。婚後，陽社成搬離朱家嶺，住在百貨商店裏，工作之餘幫妻子照看店舖。

　　二兒子陽定成原是耐火材料廠職工，也在國有企業改革的年代買斷工齡，隨即下崗。

　　陽定成是陽家唯一一個大酒量的人。其他的兄弟姐妹滴酒不沾，他能喝一斤白酒。後天“鍛鍊”出來的酒量，讓他在下崗後迅速融入市場。2000年後陽定成在弟弟陽祝成的介紹下到長沙做銷售，酒桌上的“本領”讓他在短時間裏積累了第一桶金。2010年6月，陽定成在縣城買了新居，三室兩廳，140平方米。

　　山腰上的陽家老宅終於只剩下李鳳鳴一個人，住在最東側30平方米不到的小房裏。其他空房，偶爾會有商販租上一年半載。

　　小兒子陽祝成于2003年辭去了冶金廠的工作，在長沙遊蕩3年後，遠赴天津，在一家建築公司打工。一年到頭連妻兒也見不著幾次，更不用説寡居家中的母親。

　　女兒偶爾會接李鳳鳴去她那兒住，有時也勸她：“你一個人在老屋裏住著，也沒人説話，要不就在我這兒長住吧?”李鳳鳴沒有答應，也沒有否定。在女兒家住了幾日後，她便覺不自在。嶄新的被子蓋在身上，她怕弄臟；乾淨的地板，她踩在腳下怕滑倒；好吃的飯菜擺在眼前，她卻提不起胃口。

　　李鳳鳴還是回到了老宅。小兒子陽祝成提出要帶她去長沙，她也只是去待幾天，看看小孫子。10天不到，還是回到老宅。

　　“老人年紀那麼大，萬一哪天真走了，在屋子裏臭了，我們都不知道。”陽社成每次提起母親的事情都很生氣。雖然他住在店舖裏，離母親最近，也是照顧母親最多的人。2011年以前，他每星期回家看一眼李鳳鳴，2011年後，他基本上每天都要去看看，給母親買點藥、買點菜，他能做的也只有這些。

　　2012年春節，家人相聚。弟妹3人提議每人每月給大哥200元，讓他全權負責照顧母親。陽社成覺得不妥，“我現在還要交社保，600元僅勉強夠吃”。陽社成還想趁自己有力氣，再幹幾年。思前想後，兄妹4人最後決定：“每人一個季度，大家輪著照顧母親。”

　　2012年2月，陽社成首先開始照顧母親，5月將照顧母親的“接力棒”交給老二陽定成。陽定成忙於銷售，照顧李鳳鳴的事情多由其妻代理。

　　為了照顧李鳳鳴，陽祝成辭去了天津的工作，回到長沙。但是他還沒想好，到時是接母親去長沙住呢，還是自己回冷水江，“不是折騰母親，就是折騰自己”。

　　(趙佳月魏奇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