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有必要將抑鬱症救治全面納入醫保範疇，而據媒體報道，當前我國精神衛生投入佔衛生總投入的比重僅為1%，而國外很多國家為20%，也説明相關的投入有待“挖潛”。

　　今年2月以來，青年學者江緒林、“天才史學少年”林嘉文因抑鬱自殺，將抑鬱症患者境遇帶入公共視野。據新京報報道，我國各地抑鬱症患病率在1.6%-4.1%之間，但目前僅有精神科醫師2萬多名。而抑鬱症治療市場則亂象叢生，出現養生美容專家“坐堂”治療抑鬱症、心理諮詢師違規介入等；醫生、家庭和社會組成的“治療聯盟”，也處於缺失狀態。

　　“用宇宙能量去掉體內不和諧資訊”、“不打針不吃藥，一個月內就可康復”……當前抑鬱症治療市場的亂象讓人觸目驚心。然而，治療環節的弊病，不過是抑鬱症作為社會“問題”當中的一環。此前早就有專家表示，抑鬱症2020年將成為僅次於癌症的第二大殺手，但無論是社會對抑鬱症的認知水準，還是相應的醫療救治、公共干預力度，都遠未能匹配其嚴重性。

　　在公眾輿論中，抑鬱症一度有著形而上的色彩。江緒林、林嘉文自殺，不少人大談其背後形而上的原因，而對抑鬱本身的病理本質避而不談，這浪費了名人抑鬱案例本可帶來的常識普及機會。這還只是抑鬱症被誤讀的冰山一角。更多的抑鬱症患者，可能長期生活在社會誤解乃至歧視陰影中。

　　社會對抑鬱症的認知滯後，呈現出兩種顯而易見的副作用。一是，抑鬱症的“疾病屬性”長期得不到正視，動輒被“精神病”概念捆綁著遭歧視，這種歧視客觀上加劇了患者生存環境惡化；二是，對抑鬱症患者的公共救助，包括對抑鬱症患者互助組織的援助、專業救治人才的培養等都很匱乏。

　　在專業救助上，當前我國有著60萬之多的持證心理諮詢師，但並未有效納入專業的醫療機構當中。這背後，主要還是社會對疾病範疇內的抑鬱症科學認知與資訊掌握存在嚴重脫節。一個細節是，當前我國連抑鬱症患者的基礎性普查診斷數據都缺乏，這決定了，抑鬱症患者對於治療資源的真實需求，很難準確傳遞到“供應端”的改善上去，從而出現“結構性”的資源緊缺，如心理諮詢未能升級為專業的抑鬱症診斷力量。

　　由於抑鬱症治療的長期性、反覆性及治療費用高企，很多患者要麼導致出現“病急亂投醫”，要麼“自生自滅”。基於此，將抑鬱症救治全面納入醫保範疇，並普及公益性的心理諮詢部門，或將緩解抑鬱症治療率低下的問題，也利於抑鬱症的“去神秘化”。據媒體報道，當前我國精神衛生投入佔衛生總投入的比重僅為1%，而有些國家為20%，説明相關的投入亟待“挖潛”。

　　公共救治體系補缺不可或缺的一環，還有抑鬱症常識的社會普及。像日本在2009年就推出一套防治中學生抑鬱症的視頻教材，很多學生由此開始重視個人心理疏導。在抑鬱症呈低齡化趨勢的今天，這項措施尤顯必要。

　　讓抑鬱症和抑鬱症患者走到陽光下，而非為失范治療市場所禍害、為歧視所困，已不容再回避。無論是宏觀上全面摸底中國抑鬱症患者的資訊檔案，還是加大對抑鬱症治療資源的投入和專業人才的培養力度，補全孱弱的救治、康復醫療體系，都迫切需要公共部門的“覺醒”與行動。據了解，抑鬱症防治已列入全國精神衛生工作重點，而列入重點之後，更要有切實行動，去還上我們對抑鬱症患者關懷不夠的道義欠賬。■ 社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