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訴訟法首次大修，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提請審議的修正案草案顯示，增改條款達61條，意味著這部法律需要的不是小的修補，而必須全面、整體性修改，以回應社會的深度期待。

　　制定之初就被寄予厚望的行政訴訟制度，伴隨著中國行政法治建設的艱難步伐，不堪重負地運作了23年。雖然這部法律在改變法治觀念、推動行政立法、倒逼依法行政等方面功不可沒；但法律本身的滯後已顯得疲憊不堪，難以承載私權救濟和社會治理的功能。

　　行政訴訟的價值不應止于觀念，其必須有效化解行政爭議，為行政相對人提供切實有效的救濟，並通過促進依法行政介入社會治理。遺憾的是，由於當時立法的局限，大量糾紛和爭議並不能順利進入司法程式。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猶如“三座大山”橫亙在行政相對人面前，加之受到地方干擾和行政干預，司法機關對一些合乎法律標準的案件也不受理，或是受理了也不敢作出公正判決，或是原告勝訴了也難以得到執行。這種現實困境，讓很多“民告官”糾紛不得不進入信訪渠道。

　　正因為如此，如何打通制度上的瓶頸，讓這一制度發揮出應有的功能，構成修法考量的核心。

　　法律的修改是一次權力重新分配的過程，行政訴訟法不僅關係到私權與公權的配置，更涉及國家兩種權力——司法權與行政權的分配。同樣作為國家的訴訟制度，其他兩大訴訟法早已修改，行政訴訟法修改近年來卻一直處在醞釀當中，就是因為其中的利害關係和利益博弈太過複雜。例如針對受案難的問題，學界一直主張擴大行政訴訟的受案範圍，但這勢必引起行政部門的不滿，因為受案範圍的擴大，就意味著司法權對行政權監督範圍的增大。

　　在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的背景下，人們有理由對行政訴訟法修改寄予厚望。據稱，“立案難、審理難、執行難”是此次修法的重點，擴大受案範圍、強化受理程式約束、明確原被告資格等亮點也不少。但也要看到，目前的草案仍舊比較保守，例如對規範性文件只是規定附帶審查，這意味著原告不能單獨就違法的規範性文件提起訴訟，法院也不能直接宣佈規範性文件違法無效。而社會較為關注的公益訴訟等問題也未提及。

　　當然，法律的修改有時不能一步到位，其最終方案總是多方博弈的結果。但立足於法治中國的現實需求和未來圖景，我們對行政訴訟法的修改應當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識，以更加充分地回應社會期待。（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