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暢的訴訟渠道,能起到社會減壓閥的作用。頻頻遭遇“立案難”,會將很多本應在正規司法渠道中解決的案件,推到逼仄的陳情渠道中,導致“信訪不信法”
因自己的公司被要求強制拆遷,河南鄭州中牟縣企業主史國旗多次向法院起訴,但訴訟請求要麼被駁回,要麼根本不被立案受理。史國旗找鄭州市中級法院立案庭副庭長李小青説理,得到的答覆卻是“拆遷案子法院不立案是中國特色”。最後,李法官建議史國旗“去找信訪局”。(3月26日《南方都市報》)
史國旗遭遇的“拆遷不立案”,只是當下“立案難”問題的典例。早在10年前,廣西高法就曾發佈“180號文件”,明確規定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等13類“敏感”案件不受理；2011年,媒體報道稱黑龍江基層法院拒絕對一些勞動爭議立案,原因是省高院曾發佈一份“內部文件”。這些還是有白紙黑字可查的不立案,其他種種阻撓立案、侵犯當事人正當訴權的情形,應該也還有不少。
依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院受理民事起訴時只需要做“形式審查”,無需做實體審查,證據是否充足、有沒有過訴訟時效等,都不應成為拒絕立案的理由。起訴只需滿足四個形式要件——原告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係；有明確的被告；有具體的訴訟請求和事實、理由；屬於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範圍和受訴法院管轄,法院就應該受理。而且按第123條規定,法院認為不符合起訴條件的,應當在七日內“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對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訴。
但在現實中,很多基層法院既不依法受理所謂的“敏感”案件,也不依法出具不予受理案件的裁定,只是口頭通知當事人取回起訴材料。史國旗遇到的就是這種情形——除了“拆遷不立案”的回復,法院沒有出具任何不予受理的裁定書。這意味著,史國旗連上訴的機會也被剝奪了,只能陷入絕望的法律死迴圈當中。
法庭本是解決矛盾的地方,但一些法院卻常常不讓百姓到法庭上解決矛盾,而是把他們推給信訪局,甚至推上街頭。究其因,關鍵還在於司法受到權力的羈絆。法官畏權不畏法,必然喪失司法獨立性。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些基層法院只要涉及地方利益的環保、拆遷等“敏感”案件,就將法律高高挂起,違法不受理案件。
“立案難”的結果是,很多本應在正規司法渠道中解決的案件,被推到了逼仄的陳情渠道中。這既導致了“信訪不信法,信上不信下”的問題,也派生了截訪、黑保安等亂象。今年1月,全國政法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推進信訪工作改革,將涉法涉訴信訪與普通信訪區別開來,重新置於司法解決途徑當中。這是一個清晰的信號,它要求法院有所擔當,敢於受理“敏感”案件,讓矛盾在法庭上解決。
司法訴訟是化解社會矛盾的有效機制,通暢的訴訟渠道,能起到社會減壓閥的作用。其實,關於基層法院“不立案”激化矛盾的嚴重結果,司法機關其實也早有認識。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依法保護行政訴訟當事人訴權的意見》中已有明確表述——“只有暢通行政訴訟渠道,才能引導人民群眾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最大限度地減少社會不和諧因素,增進人民群眾與政府之間的理解與信任。訴訟渠道不暢,必然導致陳情增多,非理性行為加劇。”
由此可見,從最高法到普通公民都對通過司法解決社會矛盾達成了高度共識,政法工作會議也已定下了涉法涉訴信訪回歸司法渠道解決的基調,那麼,相應的制度措施就應跟上。具體來説,一是要嚴格執行《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規定,符合形式要件的起訴必須依法立案,不立案的依法出具裁定書,違法不立案的法官必須受到追究；二是要通過制度保障法院的獨立審判,杜絕以言代法、以權代法,真正實現李克強總理所説的“要把法律放在神聖的位置,無論任何人、辦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許可權”。(沈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