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歷史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一部源遠流長的思想史。中華文明之所以成為世界上沒有中斷的古老文明，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因其思想上的傳承。歷史是由事件書寫的，而那些驚天動地的事件又無一不是由光輝卓著的思想引領的。先秦的百家爭鳴、近代新舊思想交鋒、革命的呼聲都是思想在歷史道路上的艱難探索。然而我們熟悉孔子，卻並不熟知在西方文明的猛烈衝擊下堅定地尊崇和捍衛孔子的人；我們謳歌革命卻一度冷落了舉步維艱的改革；我們享受新生的喜悅，卻並未深深體味蛻變中的困惑和糾結。幸而歷史的真金只是被時間的塵埃短暫地掩埋，它總是會對關注的目光閃現它不滅的光芒。

　　中國近代歷史不僅是屈辱的低頭和悲壯的抗爭，更是艱難的求索和抉擇。舊的、腐朽的體制該如何孕育希望的胚芽？新的慘烈的革命是否應該放慢浩蕩的步伐？這是處在新舊交替時代有歷史擔當的思想家難以回避的重大課題。今天的我們雖然遠離了那段歷史，卻不能簡單地用激進或保守來評價誕生在歷史夾縫中的思想，而是應該向在夾縫中仍然不失去判斷力和定力的思想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深的緬懷。林則徐、魏源等最早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中覺醒的思想家以及隨後倡導洋務運動的李鴻章、張之洞等人，雖然也面臨著中西新舊的問題，但他們有著封建士大夫的身份，朝廷的利益就是他們的立場。孫中山、李大釗等接受了西方文明，並從西方尋找中國的希望，他們也面臨中西新舊的問題，但他們選擇了堅定的革命道路，共和政體是他們的目標。無論成敗，他們都有自己清晰的陣營和寄托的土壤。最尷尬的卻是康、梁，身無位而憂天下。康有為在封建仕途上的跋涉可謂是艱難曲折，這位年就才華橫溢的神童直到三十六歲才中進士，後被授予一個小小的工部主事。面對這遲來的功

　　名，康有為沒有像范進一樣欣喜若狂，而是辭不就任。然而從１８８８年到１８９８年，這十年間他無時無刻不以國家社稷和蒼生為己任，憑一介書生之力先後七次上書皇帝，極言國勢之危，變法之亟，雖屢屢受挫而九死未悔。甲午戰敗割地賠款，特別是膠州灣事件後列強瓜分中國狂潮涌起，使中國面臨亡國滅種之患，這時康有為的憂國之辭終于上達天聽，與政治高層醞釀多時的改革思潮碰撞，並得到了光緒皇帝的賞識和重用。按理說康有為可以大

　　刀闊斧地實現自己的抱負了，但因為朝廷內部帝後兩黨的分歧，他陷入了倚聖主而權勢空的另一重尷尬境地，新政每每有令不行。在與頑固勢力的鬥爭中，他也因為變法心切以及書生傲氣將自己置入困境。為了擺脫被動局面，使維新運動在光緒帝的主導下真正得以全面實施，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策劃了一個廢掉慈禧的“圍園捕後”計劃，遺憾的是計劃尚未實施就已敗露，不僅沒有達到目的，反而使西太後提前發動了政變，聖主被囚、志士喋血、領袖逃亡、新政廢止。椎心泣血的變法訴求換來的是緝拿嚴辦的通緝，康有為從維新大舞臺上的主角一下子跌落成了四處流亡的政治重犯。面對朝廷這樣絕情的追殺，康有為如果選擇與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勢力聯手，歷史或許會是另外一番局面。但是他沒有。康有為依然忠心于朝廷，從其對政治形勢的分析來看，他始終認為變法敗在西太後那個愚蠢的女人手上；從個人感情上來說，他認為自己參與變法是蒙受了皇上的知遇之恩，應該至死不渝地感戴聖恩；從學術淵源來看，他十分推崇《周禮》，他希望能有像周公一樣有位有德的聖主來推行開明的政治主張，而非布衣自下而上的革命。所以，就在革命形勢轟轟烈烈發展的時候，他依然在為保皇事業奔走。這樣康有為又陷入了和革命派論戰紛爭的尷尬局面中。變法初期，面對朝廷中強

　　大的反對之聲，他走的是激進的改革路線；後期流亡生涯中，重大的政治挫折不僅沒有使他走上革命道路，反而成為一股阻礙革命的力量，讓自己在後人對近代史的評說中一度淪為保守角色。在革命勢力橫掃神州、中國面臨新的政治體制的抉擇時，在民主共和的呼聲中他異樣地倡導君主立憲，甚至逆歷史潮流而動，參與了張勳復辟事件，這使他在接受了新思想洗禮的國人眼中徹底淪為了封建遺老。康有為不僅在政治上多不合時宜，思想上也是如此。封建王朝奉行儒家經典，康有為托古言改制，是封建衛道士眼中蔑視聖人的狂徒；在打倒孔

　　家店的反封建呼聲中，他卻堅定地捍衛孔子、暢言孔教，成為新青年眼中的封建衛道士。他的選擇從來沒有踩在歷史的節拍上，卻是在成功地預見著歷史，他的思想被時間逐漸地證明。

　　康有為對世界局勢有著深刻的預見，早在第一次上書時就預言列強瓜分中國的圖謀。所以在膠州灣事件爆發，中國即將被瓜分豆剖時，身為帝師的翁同騄追悔當年沒有代為呈遞康有為的上書，並在皇上面前竭力保薦這位政治新銳。又如康有很早就指出，和中國正面交戰過的英國和日本比俄國更可靠，俄國是毗鄰中國剛剛通過改革走向富強的大國，這本身就是一種

　　巨大的威脅。英國雖然勢力廣大，但是畢竟離中國路遠迢迢，而且經歷了資產階級革命積累了一定的近代資本主義文明。而日本，雖然通過改革已經走上了富強的道路，但畢竟是一個彈丸之地，在與列強的角逐中，它依然需要在亞洲尋找政治同盟，中國和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唇亡齒寒的關係。所以他一直反對親俄政策，但是朝臣中大多數人還是依據最直接的戰爭經驗而不是對局勢的透徹分析，而輕信了俄國的政治許諾，直到俄國的背信棄義使中國陷入空前的外交危機、親俄派觸怒龍顏之時才追悔莫及。在對中國道路的選擇上，他堅定地主張君主立憲而非民主共和，他認為沒有君主的共和會使中國長期處于群龍無首、爭權奪位的混戰局面。事實上中國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確實經歷了袁世凱的倒行逆施以及後來的軍閥混戰局面。對現代人而言，這些預見可以在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基礎上推斷而出，但對于一個處在歷史裂變中的人來說，作出這樣史無前例的判斷和抉擇卻是難能可貴的。

　　如果說政治上的大起大落、浮浮沉沉對康有為來說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造就的傳奇經歷，那麼教育才是他成就的更久遠的事業。他自幼深受家學濡染，又跟隨大儒朱次琦學習儒家經世致用之學。飽讀詩書、舊學功底深厚的他卻不滿足于以詩書求取功名，而是希望自己能夠真正的悟道，所以他還帶著很多困惑隱居西樵山白雲洞參禪悟道，對釋老之說深有心得。結識了翰林院編修張鼎華以後他開始大量接觸西學，康有為是一個窮究物理的人，他用自己鑽研經典的精神鑽研西學。據說１８８２年他路過上海，一次從江南制造總局購買介紹西學的書三千余冊，幾乎相當于總局年售書量的四分之一。有著深厚的舊學功底的他很快就能汲取到西方學說中可以為我所用的精髓。廣博深厚的知識體係和思想格局已完全可以使他成為一個獨具魅力的師者。而１８８８年他不顧朝廷“布衣不得言政”的禁令，冒死諫言的舉動更是贏得了有識之士的欽佩，才子陳千秋和梁啟超拜在康有為門下，隨後又有很多有才學有膽識的年輕人跟隨他做學問、講政治。康有為的弟子中很多人在日後都參與到了中國維新運動中，並且成為康有為政治道路上的追隨者，一起譜寫著中國近代史上與變革相關的篇章。由于處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也因康有為對這一歷史時期有著自己深刻而獨到的見解，所以他的教育帶有明顯的政治色彩。縱觀他一生的活動，每每政治上受挫，就會回歸到教學上。這使他的教學活動總是緊密地跟政治聯係在一起。但他也有很多超越時代局限的教育思想，對後人有著深刻的啟示，如在教學方法上他熔中國古代書院式教育和近代西方新式教育于一爐，重視教育體係的科學性，也非常重視通過心得筆記促使知識內化為學生個人思想和修為的一部分，這對我們今天的教育仍有著深刻的啟示。晚年淡出政治舞臺後康有為創辦了天遊學院以講學作為自己最後的事業。康有為之所以滿懷熱忱，情願為國為民奔走一生，源于他對人類未來的熱切關注和美好企盼。他的《大同書》對人類未來的理想生活做了全面的具體構建，具有很高的價值。然而人類共同的理想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才能實現，我們需要捫心自問，今天我們是要在前人灑滿血淚的道路上繼續開拓，還是心安理得地揮霍著他們為我們開創的功業。自由、平等、博愛的境界在一百多年以後物質文明逐漸發達的今天有沒有真正的實現，離我們是近了一些還是更遠？

　　我們離開那段大變革的歷史已經一百多年了，那是中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時期。那個時期的人物經歷過的事件、思考過的問題有很多是我們到現在都繞不開的。作為新時期的青人，對歷史尤其是近代史和曾經在近代史上引領風潮的人物、思想應該再多一些了解。

　　筆者才疏學淺，抱著學習的態度與廣大讀者共同探尋近代史上的珍寶。時間倉促，水平有限，懇請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