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跟隨祖父在連州官舍學習了兩年之後,同治九年,廣東布政使請調康讚修回廣州剿匪。七月康有為跟隨祖父回到廣州。祖父覺得他年紀漸長,當思功名,可是康有為專喜雜覽群書,而無心八股。祖父不得不嚴厲地督促他,並把他送往省城西門外第三甫桃源陳先生那里,拜師為學。
可是,剛剛從連州回到省城,為各種繁華的景象所吸引,康有為終日呼朋喚友,結伴郊遊,並沒有像祖父期待的那般專心為學。一年後,康有為回到西樵銀塘鄉。康氏家族因累世為讀書人,所以藏書頗多,有澹如樓和兩萬卷書樓隔亭沼而峙,池沼中花木繁盛,有百年水松七株,園中幽室以此命名“七松軒”。康有為在這里縱觀說部、集部各書。偶爾也會和族中兄弟聚會,飲酒賦詩,為文人之樂,盡少年之歡。但這種怡然自得的學習時光直接導致他第一次童子試的失敗。之後不久他跟隨楊仁山先生和張賚臣先生學習為文,但是因為康有
為無心科考,所以並沒有明顯的進步。他依然熱衷于雜讀經學、史學、考據之書,讀過《毛西河集》之後,他愈發厭棄八股文,雖然跟著老師學習為文,但是從不練習寫作。長輩們在祖父面前嚴厲地責備他,並給他出了一道“君子有九思,至忿思難”的題目。不料康有為下筆如有神,很快寫出了十六小節,而且各有警語,令祖父非常的滿意,于是才不再那麼嚴厲地責備。此後康有為才略略在八股文上用心,卻始終堅持涉獵群書,十七歲的時候他就接觸到了《瀛環志略》等促人開眼看世界的書籍,隨之了解到萬國之故,地球之理。
在楊仁山、張賚臣先生之後,康有為還隨呂拔湖先生學習了一段時間的八股文。他的老師不少,可是對康有為影響最大的,恐怕還是他十九歲時從學的嶺南大儒朱次琦先生。
朱次琦號九江,和康有為的祖父交情很深,還做過他父親康達初的老師。康讚修常常稱讚九江先生的德行和學問,于是1876年鄉試未售的康有為到他的門下拜師為學。朱九江在當時算得上是碩德高行、博覽群書的大儒。時至今日在他的故居門聯上還有“一代新學開南海,百世名儒仰九江”的對聯來表達人們的景仰和緬懷。
朱次琦曾經在襄陵做過半年多的知縣,為官期間大行惠政,深得當地百姓的愛戴。隨後棄官回鄉在禮山草堂講學。三十年中累次被朝廷徵召,但是先生特別注重氣節,以為末世俗污,辭不復出。先生不僅有萬仞之德,而且學問平實敦大,主張濟人經事,不作高談闊論的無用之學,這在重視考據、鮮言經世的樸學時代是難能可貴的。這些對康有為後來能以一介書生之力極言政事有很大的影響。
在治學上,朱次琦的準則是“四行五學”。所謂“四行”是指敦行孝悌、崇尚名節、變化氣質、檢攝威儀。“五學”為經學、文學、掌故之學、性理之學、辭章之學。
人生若有機緣遇到真正的大師並能從其學問,實在是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情。在康有為的眼里,九江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動止有法、進退有度的大賢。他不僅博聞強識,論事論學都能貫穿古今,通其義理,使人深受啟發,而且不持門戶之見,將漢、宋之學皆歸宗于孔子。
九江先生的教導使在學問之路上博雜蕪然,門路不清,處于求索期的康有為大有旅人得宿、盲者復明之感,于是他“洗心絕欲,一意歸依,以聖賢為必可期,以群書為三十歲前必可盡讀,以一身為必能有立,以天下為必可為”。正如康有為所感慨的“信乎大賢能起人”,朱先生的學問、智慧和德行對康有為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他決心“從此謝絕科舉之文,士芥富貴之事,超然立于群倫之表,與古賢豪君子為群”,在禮山草堂他又開始像在祖父的官邸一樣廢寢忘食地讀書,只是這時年近二十的他有了更多自己的思考和見地,常有感而發,議論宏起。剛入學不久,先生以《五代史史裁論》來考查學生讀書的情況。康有為依《史通》的體例洋洋灑灑寫了二十多頁,交給先生過目。九江先生批閱後大加稱讚,誇康有為的文章賅博雅洽,可以當做一本書來讀了。這使康有為更加自信地認為著書並不是什麼難事,古代聖賢並非遙不可及。
當時同學于朱次琦的還有後來著名的教育家簡朝亮等人。康有為常常跟同學們聚集討論,各抒己見。決然通辟如渙然冰釋,這種理通神明的狀態能將很多東西貫穿起來。康有為在和同學的辯論中意識到開卷有益,學問之本相通,先前的博雜之學同樣是學問的根基,于是更加自信得意。
朱次琦的古文造詣深厚,所以他的學問能不取桐城而上言秦漢之前,康有為就得以隨其攻讀諸子書,並從中領悟大道。後來先生又推薦韓昌黎文集,康有為讀完之後,當著先生的面說:“韓昌黎道術淺薄,甚至
算上宋、明以及我大清朝所謂的文學家,探其實際都是空疏無物的。言天地之道當如莊子、荀子,言治國之術當如管仲、韓非。像韓愈之流不過是善于蓄勢為文,並沒有什麼真正的大道,連《原道》都很膚淺,浪得虛名而已。千百年來文學家作勢自負,其實並沒有真正得道的人啊!”聽完康有為的這番議論,平時不茍言笑、正顏厲色的朱九江先生忍不住笑著責備他太輕狂。先生從一開始就知道康有為有些恃才傲物,所以在欣賞他的同時也不忘旁敲側擊,挫其銳氣,但他在同學們中間還是出了名的傲慢。
古人雲:既出狂言,必有廣才。康有為的確有足夠的才能和個性來支撐他的傲慢,據說有一次在九江先生的課上,他閉目伏案,桌子邊上倒放著《三國志》,先生批評他說:“你難道是閉著眼睛倒著讀書的嗎?”康有為居然坦然地回答道:“是!”並且真的將已經翻開的兩頁流利地背了下來,這讓先生和同門大吃一驚。還有一次,朱次琦先生要帶著學生去蘇東坡當年被貶謫時泊舟避風的地方感受先賢遺風,同學們都心向往之,唯獨康有為不願前往。先生問他原因時,他答道:“逆流之舟,有什麼好瞻仰的?我要看的是王荊公的改制臺。”康有為的志向和個性可見一斑。
到了秋冬時節,康有為對四庫要義已略知大概。而此時的康有為思想發生了一些轉變,他似乎覺得日復一日地埋頭故紙堆中,不僅無補時艱,長此以往還會泯滅人的靈性,于是心生厭倦。心不定則雜思紛至,他又開始進入一個低潮的迷茫期、思考期,同時也是一個痛苦期。有時他會懷疑自己求學的意義,覺得像戴東原那樣的考據家著書滿屋,又有什麼用呢?同時也會想到自己的前途,畢竟自己是已有家室的成年人了,終需有個安身立命之所,可是不走科舉之路即無晉身之階。前路在何方?大概比較清醒的年輕人在開始鄭重其事地思考自己的人生時都會有一種難言的挫敗和彷徨。
康有為被這種無所歸依的懸浮感所困擾,忽然棄書絕學,閉戶謝友,靜坐養心。因為九江先生崇尚躬行,厭惡禪學,弟子們也從來沒有這樣靜坐的人,大家就都覺得康有為非常的怪異。而他毫不介意別人的看法,在靜坐玄想中,忽然見到天地萬物集于一身,大放光明,自以為是聖人就欣然而笑,忽而想到蒼生困苦就悶然而哭,忽然又想到自己有親不侍,讀書又有何益呢?于是就匆忙穿上衣服跑到祖先的墳上。康有為的舉止實在是太怪異了,同門見他歌哭無常,都以為他是發狂精神錯亂了。而根據《楞嚴》經里講,飛魔入心,求道迫切,無所歸依時,大凡都是這種情況。到冬天的時候他終于決定辭別九江先生,尋找幽僻之處習靜養心。
如果從功利的角度來看,康有為這段求學經歷並沒有收獲什麼果,但是卻在思想深處種下了很多因,為後來維新大幕拉開時上場的他蓄積了深厚的力量。康有為雖然最後選擇了離開禮山草堂,但是康有為對朱次琦先生始終充滿了景仰和感激,他稱自己“理學政學之基,皆得諸九江”,“生平言學,必推次琦”,他還認為自己的學術自信也來自朱先生,在年譜中言“初聞大道之傳,決以聖人為可學而盡棄舊學,自此始也”。所以1882年康有為得知老師去世的消息以後痛哭流涕,如喪考妣,奔至禮山草堂親自送老師下葬。
在這段時間中,還有兩件事情不得不提。一件是剛到禮山草堂學習的那年冬天,十九歲的康有為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張安人。洞房花燭本該是喜氣盈堂,可是康有為卻弄得親朋好友不歡而散。原因是依照當地的風俗習慣,年輕人是要鬧洞房、戲新娘的,而他卻覺得這不合乎聖賢的禮法節義,堅決不許大家玩鬧。康有為固執的性格由此可見一斑。成親意味著多了一個親人,可對康有為而言,老天爺在賜給他一個親人不久之後就奪走了他的另一位親人。次年五月,連州發水災,祖父前往巡視災情時不幸殉職。康有為早年喪父,很小就開始跟著祖父生活,飲食教誨,耳提面命,每思及一事都肝腸寸斷,哀毀痛絕,三天湯水未進一口。之後他守禮法古,不顧別人笑他迂腐,在山上停柩披孝,棄肉守喪一直到年底。由此,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對祖父的感情,同時也可以看到儒家禮教在他身上的影響是很深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