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魄空為梁父吟———上清帝第一書未達天聽

　　到19世紀80年代初，康有為駁雜的思想體係中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很多源頭，既有家傳的理學知識的陶冶，又有非儒家的中國古典哲學、大乘佛教和西方思想的影響。一個人的世界總是被他的思想照亮的，康有為以這些思想去燭照滿目瘡痍的現實生活時不免心生感慨。到處充斥著的混亂、痛苦和不公正的世界讓熟諳佛典的他產生一種悲憫情懷以及“普度眾生”的宏願。宗教的美麗源于在它的體係內有一個較之現實更為美好的世界。此時的康有為也開始致力于對人類的生活進行一種更美好的構築。

　　1884年春夏之交，康有為居住在城南的板箱巷。不久，中法戰爭爆發，廣州城戒嚴，他回到家鄉，居住在澹如樓。經過中法戰爭刺激之後的康有為除了有精神上普濟眾生的宏願之外，又多了一種因民族危機加重而產生的更加具體的政治緊迫感。所以這一年他除了廣泛地閱讀宋元明學案、《朱子語類》和一些佛家經典以外，還進一步潛心考察西方學說。

　　秋冬時節康有為獨自居住在一座樓里，心思澄澈，俯讀仰思。到臘月他已經從所學的東西中漸漸悟出了很深的道理。通過顯微鏡可以將虱蟲和螞蟻看上去像大象一樣大這一現象，他悟出了大小齊同的道理，通過電機光線一秒數十萬里，他悟到時間上的久暫也是齊同的。大小久暫種種，各種范疇都是沒有邊界的，至大之外還有更大的，至小之內也還有更小的，以這樣的道理來推知未來太平之世，我們是難以看到它的來路和去路的，這樣就只能把握現在。既然知道人的精神是無所謂生死的，也就不以肉體為苦，能超脫而達觀地對待人生。

　　康有為做學問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具有非常鮮明的政治色彩，這在各個時期都有體現。青少年求學時代他就非常重視經世致用，經過中法戰爭的刺激，參悟新舊中西各方面學說，他形成了一套自己看待世界的觀念。這時形成的觀念為他後來寫《大同書》奠定了基礎。自此以後，盡破藩籬而徹悟諸天的他抱著一顆“不忍人之心，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

　　他給自己的定位是救世，這種先哲般主動擔當的使命感是他探索救國道路的最初動力。從這時開始，他對西方知識的學習開始係統化。有著驚人的學習能力和理解能力，又有深厚舊學功底的他，很快就參悟到了各國政治的得失，以及形成目前這種世界格局的原因。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將所學的西方知識與中國政壇的歷史和現實相結合，探索適合中國走向自強的道路。在後來向朝廷進呈的《日本變政考》序言中，康有為曾經向光緒皇帝敘述自己在中法戰爭前後注意從日本接受變法圖強的信息的情形：“昔在琉球被滅之際，臣有鄉人，商于日本，攜示書目。臣托購求，且讀且駭，知其變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間，募開書局以譯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及馬江敗後，臣告長吏，開局譯日本書，亦不見信……”

　　“山河尺寸堪傷痛”，中法戰爭，列強啟釁，是中國的一大恥辱，也正是這樣不敗而敗的恥辱加深了康有為憂國憂民的緊迫感，促使他進行更為熱切的救國探索。他較早地從日本的經歷中看到了中國謀求自強的道路，並逐漸建立自己的思想體係，把中國傳統的哲學跟西方的自然科學結合起來，形成了“以元為體，以陰陽為用”的哲學體係，還把《公羊傳》上“三統”、“三世”的變易觀點發展成“以三統論諸聖，以三世推將來”的歷史進化觀。在此基礎上，他還認為人類社會是由“據亂世”向“開平世”再向“大同世”發展的，這可以說是他後來整個資產階級改良思想體係的雛形和基礎。難怪乎他堅定地說：“吾既聞道，既定‘大同’，可以死矣！”

　　然而，大凡先知總有幾分悲愴，他的所思所想往往因為超過大多數人的認識范圍而不被理解和接受。康有為的主張不能在鄉民中間得到重視，1886年他向當時駐廣州的總督張之洞上書，提議翻譯西方有關政治書籍，也始終沒有受到相應的重視。

　　1888年對康有為來說可謂是非同尋常的一年，他以布衣身份寫成了痛言國危、力陳變法的上清帝第一書，希望自己維新變革的政治主張能夠引起政治高層的重視並被採納。

　　時年久居鄉里的康有為在舊友張延秋的頻頻召喚下，5月啟程赴京參加鄉試。可是當時交通不便，道路阻隔，等康有為到達京師時，張延秋已經重病在身，不久便永隔人世。康有為想及昔日的知遇之恩，痛哭失聲，帶著無限的遺憾和悲痛為其治喪。

　　8月他趁著參加科考的機會遊歷北方，登長城，遊湯山，覽萬里山河，發千載幽思，洋洋灑灑揮詩數十章，痛感山河人民之艱哀。“曾遊絕塞歸來者，胸有深山與大河”。如果說，飽讀詩書早已使康有為成為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思想家的話，那麼這次壯遊則給以天下為己任、憂國憂民的他增添了無窮的力量。

　　自中法戰爭失敗之後，康有為更加熱切地探索救國之路，變法的新思想已醞釀多時。正如一個手有良方的醫生看到哀哀忍痛的病人難以無動于衷一樣，他迫切地感到自己救國救民的責任，康有為深深感到國勢日蹙，可容中國發憤圖強的時間並不多，如果能抓住這個機會，及時變法，或許還可以自保圖強；如果錯過時機的話，即便是再有變革之心，恐怕外患日迫，形勢也不允許。因此他需要將自己的政治思想付諸實踐，刻不容緩。

　　他所想到的第一個辦法就是通過朝中有聲望的人傳達變法的聲音。可是事情並不如他所期待的那樣順利。他先是拜見與康家有世交關係的漢族大臣潘祖蔭，向潘陳述自己的變法主張，可是非但沒有說服他，反而被久經宦海的潘祖蔭告誡道“不要輕言國事、妄談變法”。這次不成功的面談並沒有使康有為馬上放棄，他又言辭懇切地給潘祖蔭寫了一封信，可是這封信如石沉大海，杳無回音。至此，康有為不得不另尋高官，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張。他希望能從學問深厚、地位顯赫的大學士徐桐那里得到支持，但是情況更糟，徐桐對康有為在京城的活動已有耳聞，覺得他實在是膽大妄為，所以康有為幾次登門拜訪均遭拒絕。後來徐桐派人來問康有為究竟有什麼要緊的話要說，性情乖張的康有為寫了一封信，明讚其位高權重，暗責其身為帝師屍位素餐。徐桐因此被激怒，斥責康有為是“狂生”，將其書信擲還。這算是康有為和大學士徐桐交惡的開始。

　　可是能成大事者一定有堅強的神經。康有為屢屢受挫之後，依然堅持不懈，他又給兵部侍郎曾紀澤寫信。這次算是得到了局部的同情。曾紀澤受其父曾國藩的影響，是一個有遠見卓識並能禮賢下士的人物，他熱情地到南海會館與康有為會面。但是因為改革的輿論尚不充分，很多條件都不成熟，而且曾紀澤在朝中的地位和一些位高權重的老臣不能相提並論，所以這次見面僅僅是停留在交流的層面，亦不可能獲得實質性的效果。康有為的這些活動可以說是並沒有什麼結果，可他卻因為自己的才能和個性在京師名聲漸震，但事實很快證明，這種張揚的個性給康有為帶來的是不利的影響。

　　康有為這次順天府鄉試的成績本是第三名，但是他的文章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桀驁之風，考官大多能夠識辨，得知是康有為的卷子後，主考官大學士徐桐因前嫌難釋便以“此生太狂，難堪大用”為由將他抑置副榜，考官王錫蕃為康有為爭辯又惹怒了徐桐，于是康有為這次鄉試最終還是落榜了。走仕途救國救命對他來說似乎遙遙無期，讓他感到非常的沮喪，而當年又恰巧發生了祖陵崩塌之事，這實在是一個不祥之兆，康有為于是不顧個人安危，冒死發憤寫成了五六千字的《為國勢危蹙祖陵奇變請下詔罪己及時圖治折》，即後來通常所說的《上清帝第一書》。

　　康有為在他的《上清帝第一書》分析道“方今外夷交迫，自琉球滅、安南失、緬甸亡，羽翼盡翦，將及腹心。比者日謀高麗，而伺吉林于東；英啟藏衛，而窺川、滇于西；俄築鐵路于北，而迫盛京；法煽亂民于南，以取滇粵”，清楚地揭露了各國瓜分中國的圖謀，同時還指出“教民、會黨遍江楚河隴間”，“金田之役，將復起矣”的內在危機。清楚地看到這些危機的康有為痛心不已，他還尖銳地指出造成目前這種狀況的原因在于清朝政治體制的腐朽。如果清政府此時不能改弦更張，變法圖強，數年之後，外有四面夷狄，內有會黨亂民，內憂外患，想要有所補救都為時晚矣。

　　他不僅對形勢有著深刻獨到的分析，而且在多年的學習和探索中已經形成了比較完整的變法主張。基于自己對國內外形勢的分析，他向朝廷提出“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項建議。

　　其所言“變成法”是指當今局勢日變之時，要打破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守舊觀念，根據現實情況，除舊布新，參酌古今中外之法，行切于時事的政策。同時要精選一些通達時務的維新人才，以東鄰日本為學習的榜樣，主持新務“次第行之”，以中國大地物產豐富、人民慧秀，不久則可“精神一變”，“歲月之間，紀綱已振，十年之內，富強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屬地而雪仇恥不難矣。”

　　“通下情”是指朝廷應該以民為本，傾聽百姓的呼聲，暢通言事的渠道，使全國上下民眾的才智和聲音得到最大限度的集中。當時他還向政府提出了增設“訓議之官”的建議，類似于現在的信訪局，召置德才兼備、體察民情的人來做疏導傳達的工作，收上通下達的效果。

　　“慎左右”是請求朝廷明察善惡忠佞，革除以承平無事欺瞞皇上的人，而拔擢修身忠君、骨鯁直亮的人。中國古代歷史上不乏佞臣誤國的事，在世界局勢變幻莫測、危機接踵而來之時，朝廷中難免會有不同的聲音，而不同的聲音可能就會將國家引向不同的道路。這對皇上的辨別能力是一個極大的考驗，所以這一條也尤為重要。

　　最後，他還建議皇上“特下明詔，引咎罪己，誓戒群下，恐懼修省，求言圖治”，以使中國崛起，禦辱自強。

　　康有為對當時形勢的分析可以說是相當的到位，而且憂國憂民、一腔熱血也非常感人，建議也很合理，可是這封極言時危、請求及時變法的上書卻沒有人願意代為上奏。有的是覺得康有為的言論過激，怕因此獲罪而不敢冒險代奏。有的是因為康有為禮數不周，對人多有得罪而被仇視。據說當時康有為的兩位同鄉高官許應!、李文田因為康有為到京不前往拜會而頗有不滿。可康有為得知後不僅沒有及時補過，反而狂言：我只是區區一介布衣，布衣到京師不拜客的人那麼多，為什麼只對我有所怪罪呢？如果他們覺得我是賢能之人，為什麼不能先屈尊來看望我呢？最終還是沒有去拜見，這種不招人待見的脾氣後人讀來可能覺得頗有名士之風，但是在活生生、血淋淋的官場中怕是會八方樹敵、四面碰壁。10月，生性耿介、慷慨豪爽的國子監祭酒盛昱本來已經被康有為的一片赤誠所打動，同意幫他想辦法呈送奏章。只是當時國子監由帝師翁同騄掌管，翁同騄一面因為康有為的上書中提到朝廷頗為敏感的用人問題，張佩綸就曾因此獲罪，前事不遠，不可不引以為鑒以圖自保，遂不許呈送。另一方面，翁同騄與許應!、李文田共同主持天壇祭祀，許、李對康有為的不滿溢于言表，翁同騄就更加不願意通過國子監替康有為上書。最後，他以“語太旰直，徒生釁耳”婉言拒絕了盛昱的請求。

　　無奈盛昱只好另想辦法，他將這份上書交給了都禦使祁世長，祁世長感其忠義，同意在農歷十一月初八遞送到都察院。他們事先約好，當日會由禦史屠仁守派人迎候。到了這一天，居住在米市胡同南海會館的康有為整理好衣冠，即將出門卻有仆人來報告，說離家不遠的菜市口正在行刑，車馬不能通過，聽到這樣的消息康有為心中一震。本來布衣上書就是不合朝廷禮制的，何況書中所言都很尖銳，政治風險原是最大的風險，今天又遇上這樣的兇兆，康有為不禁忐忑，念及老母，憂戚難忍，覺得自己不能就這樣去冒死。這是人之常情，康有為在他的記載中並沒有標榜自己，而是如實地記錄了當時內心的掙扎。最後他還是覺得既然以蒼生為己任，那麼有些事情就必須置之度外，生死自有天命，不能中途畏縮。于是坦然地上了車，從南邊繞道而行。康有為沒有改變自己的主意，可是事情還是沒能按原計劃進行。屠禦史派來的人告訴康有為祁大人身體不舒服，需要改期，康有為只好返回南海會館。接下來的日子，祁大人稱病請假，康有為苦苦等待，直到深冬渡口已經結了冰，不能離京南歸。

　　祁大人的病假繼續請，一直到正月也未見音訊。盛昱已因病辭官，他在給盛昱的信中寫道“事雖不成，公行事已昭昭揚于日月。仆雖不為其私乎，此意豈能一日忘也？”他感懷中正之人的幫扶，但是對國內的政治形勢卻備感寒涼。

　　在經歷了上書受阻這一係列事情之後，康有為頗為感慨：昔者謂中國之勢如病痿然，臥不能起，以今觀之，乃是咽痰之症，上下不通，而心竅皆迷，一日可斃命矣！

　　1988年適逢光緒帝大婚，朝中大喜，即便再是忠肝熱膽也不適合在這個時候大談國事艱哀。好友沈子培勸他勿言國事，應該做一些遠離政治、陶冶性情的事情。在一些京官那里屢屢碰壁的康有為也自覺人微言輕，所以就暫時居住在南海會館的汗漫舫。當時京師有很多會館供各地前來參加科考的人食宿，讓他們可以不必為衣食瑣事勞神。在京師逗留的康有為開始鑽研金石碑帖。他不僅在老樹蔽天的汗漫舫專以讀碑為事，還盡觀京師藏家珍品。由于他見多識廣，頗有心得，很快寫就了一本在中國書法研究史上佔重要地位的《廣藝舟雙楫》。此外，他還鑽研經說，可是一心積極用事的康有為並沒有完全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在那段看似遠離政治的日子里，他和禦史屠仁守過從甚密，還曾多次替屠仁守草擬奏章。在這些奏折中頗多觸怒朝廷的言論，比如請求禁止修建勞民傷財的頤和園，禁止宦官李蓮英幹政，甚至言及罷免宰相孫毓汶。這些都是滿朝文武無人敢言的事情，屠仁守的革職當然是受康有為這些奏章的牽連，但是康有為的這些主張大概也是屠仁守心悅誠服接受的，所以被革職時他保持了相當的淡定。康有為沒有因為這件事受到直接的牽連，但是出于良心，他還是希望能為屠仁守奔走討個說法。可是就連向來耿介正直且與屠私交甚厚的洪良品大人也懼怕朝廷威嚴不敢輕舉妄動。屠仁守成了康有為救國主張的第一個政治犧牲品。這一次在京師淹留甚久，康有為看到了清廷腐朽黑暗的一面，再加上科考遭遇不公正待遇和屠禦史因言事被革職，康有為一度非常絕望。大廈將傾，獨木難為！他決心從此不問政事，專心做學問，延續家族的書香傳統。可是身為一個封建社會有良知的讀書人，他又一度陷入了救之不得、坐視不忍的糾結中。這時他大發浮海居夷的感慨，想要到美洲教學，或者到巴西經營殖民地。在他的設想中，這樣或許還可以為將來的新中國積蓄一些力量。然而，設想總是很容易，而事情要真正實現起來就會有很多現實的問題。勢單力薄又無資財是其一，老母尚在、不可遠遊是其二，最終康有為只好還是離京南返，回到老家，打算以教學著書了此一生。

　　康有為的這次上書沒能上達天聽，但是卻廣為流傳，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此後的十余年中，康有為先後七次向皇帝上書，但是所言的主要內容基本已經都涵蓋在這篇上書中了。梁啟超後來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曾轉述過康有為的一段自我評價：“我的學問在三十歲（1887年）的時候已經大成，此後不再有進步，也不必再有進步。”在一封給好友沈曾植的書信里，康有為也曾說道：“到乙酉年（1885年）的時候，我的學問已經大成，從此不再有進步。”康有為在三十歲時實現了他從學朱次琦時所發的“三十歲之前盡讀群書”的宏願，雖然抱負一時未能伸展，但是屬于他自己的一套政治學說已經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