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五大陷阱”取決於改革創新

　　經過35年波瀾壯闊的極不平凡的改革開放歷程，我國經濟獲得了年均9%-10%的快速增長，至2013年，我國G D P總量達到56 .88萬億元，每人平均G D P達到約68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已經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和突破。

　　但是，展望自2014年至2049年(建國100週年)的新35年，我國近年來經濟增長已呈現出原有增長動力顯著減弱的態勢，如若應對不力在相當程度上將面臨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當前，亟需通過積極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精神，加快架設改革創新之橋，才能實現我國現代化征程中新的歷史性跨越。

　　我國經濟增長的原有動力已大大減弱

　　農業體制已難以適應現代農業的發展要求。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順應了當時生産力水準較低的小農經濟發展規律，極大刺激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業生産效率大幅提高。但隨著生産力水準的不斷發展，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局限性開始顯現。

　　向市場化轉型尚不徹底，亟須更好界定政府作用。黨的十四大提出“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明確了我國改革的方向是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這一系列改革的成果是，通過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核心的國有企業改革和鼓勵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形成了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通過建立和完善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形成了市場經濟的中觀運作機制，使資源配置方式轉到市場主導的基礎上來；通過轉變政府職能，建立以間接手段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形成了市場經濟的宏觀管理架構。這一時期，政府在資源緊缺的環境下達到了集中力氣辦大事的效果，對經濟發揮了較強的拉動作用，但也抑制了市場競爭，壓抑了市場主體的投資積極性，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

　　加入W TO促進了製造業的發展和出口，但對促進國內服務業發展作用有限。2001年加入W TO並參與全球資源再配置，延續和放大了我國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的紅利。市場化水準的提高與市場空間的放大雙重因素疊加，使得我國在工業製成品領域大規模生産的比較優勢得到充分發揮，極大地促進了我國貿易的發展。但我國服務貿易無論在數量、增速和全球排位上，都低於貨物貿易的發展。服務貿易發展落後的原因一方面與我國經濟發展階段有關，另一方面也與W TO主要基於傳統的貿易形態，對服務業的開放程度較低有關。

　　要素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

　　過去我國長期依賴要素投入拉動經濟增長，如今勞動力、資金和環境成本已經進入上升通道，要素驅動型的經濟增長模式已難以為繼，將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從要素投入轉向技術進步勢在必行。

　　“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勞動力成本上升趨勢難以逆轉。從勞動要素投入的角度來講，我國經濟長期持續增長一個最重要的推動力來自龐大且價格低廉的勞動力供給，即“人口紅利”效應。近年農民工工資的逐年上漲，“民工荒”現象不斷出現正是“劉易斯拐點”到來的特徵性表現。另一方面，我國15-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在2012年首次下降，當年的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也減少了345萬人。勞動力的負增長會降低經濟的潛在增長率。

　　金融市場環境發生改變，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顯著上升。改革開放以來資本形成對經濟總産出的貢獻率超過其他要素，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因素。支撐持續和大規模資本投入的原因是我國的高儲蓄率和管制下的低利率。如今這一情況正在發生改變：一方面，勞動人口數量的下降和老齡人口比例的升高將降低儲蓄率，資金的供給面臨下滑壓力；另一方面，獲得廉價資金的制度環境發生改變，利率市場化已進入存款利率市場化的收官階段。近期貨幣基金、理財産品的高收益率從一個側面提前反映了存款利率市場化後的融資環境。

　　資源環境瓶頸約束日益突出，産業結構亟須轉型升級。由於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傳統發展方式沒有根本改變，我國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生態、環境、資源矛盾更是日益突出，成為制約發展的瓶頸。與此同時，依靠增加資源投入和消耗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使得我國環境承受能力達到了極限，大面積的霧霾天氣、沙塵天氣及水污染等意味著環境資源已被透支利用，亟須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和加快産業的轉型升級。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分析

　　我國近年來經濟增長已呈現出原有增長動力顯著減弱的態勢，如若應對不力在相當程度上將面臨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首次提出，後來被廣泛引用。世界銀行將各經濟體按年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G N I)分為低、中、高3組，據其2010年8月的最新標準，低收入為年每人平均國民總收入1005美元或以下，中等收入為1006-12195美元，高收入為12276美元及以上。其中，在中等收入標準中，又劃分為“中等偏下收入”(996-3975美元)和“中等偏上收入”(3976-12276美元)。本文中的“中等收入陷阱”指“追趕型”的發展中國家遲遲未能從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突破的過程。

　　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處於低收入階段的國家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原有的成本優勢喪失，又不能實行持續的制度改革和技術創新，無法形成新的競爭優勢。

　　第一，制度體制變革滯後，形成“制度體制陷阱”。低收入國家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受益於全球化及低廉的人力和資源成本，社會制度不一定經歷了與其生産力水準相適應的變革。在這些國家從中等收入水準向高收入水準突破的過程中，舊的制度對生産力的禁錮作用越發突出，成為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

　　第二，貧富等幾大差距並存，導致“社會危機陷阱”。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中等收入階段，勞動力供應充足，多數工人仍然處在簡單重復勞動階段，工資水準較低，而這一時期資本積累速度相對較快，逐漸形成和拉大城鄉、貧富差距。與此同時，落後的社會管理體制不能及時疏導和緩和社會矛盾，教育不平等造成貧富差距在代際之間固化，社會垂直流動的渠道被無形阻斷，進一步激化各階層之間的衝突，造成社會動蕩甚至政局更替。

　　第三，技術創新滯後，形成“技術創新陷阱”。教育不公平的後果是人力資本積累不足，進一步導致自主創新的缺乏和技術水準的落後，使這些中等收入國家在具備一定的工業基礎後，向高技術領域發展面臨巨大困難。高技術産業具有提高居民收入、降低貧富差距的作用，因此，技術落後又間接導致消費力的不足，産業結構從工業向服務業的轉型升級也十分困難。

　　第四，高度依賴國外資金及市場，形成“國際收支失衡陷阱”。以拉美國家為代表的“進口替代”戰略以及以東亞國家為代表的“出口導向”戰略造成中等收入國家對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本的高度依賴性，容易陷入“國際收支失衡陷阱”。

　　第五，空氣、地下水、土壤等受污染嚴重，形成“生態陷阱”。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我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結構以及汽車大量進入家庭後所排放的大量尾氣，加上農村地區農藥、化肥的大量使用，導致近年來我國城鄉廣大地區的空氣、地下水、土壤等受污染日趨嚴重，如不能儘快扭轉這一趨勢，我國將逐步面臨環境資源的“剛性約束”，經濟社會將難以可持續健康發展。

　　架設改革創新之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變遷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內生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可以來自於勞動力和資本的投入：勞動力在教育、培訓、邊幹邊學的過程中形成人力資本積累，而在物質資本投入過程中的研發活動形成發明和創新。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跨越“制度體制陷阱”。制度體制改革通過改 善 要 素 配 置 效 率 、 降 低 管 理 成本，提升全要素生産力，從而實現經濟增長。

　　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為我國跨越“制度體制陷阱”指明瞭方向。戶籍、社保等人口政策改革，解除了挾制人口流動的最後一道枷鎖，勞動資源的配置效率將再次提高；利率市場化等金融政策改革，能夠促使資金利用效率提高，抑制高成本低收益産業的發展；土地政策改革，能夠更好地發揮土地資源的使用效率，加快農業現代化生産，提高農民生活水準；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準，能夠再一次在全球範圍內重新配置生産要素，提升全要素生産效率。

　　二是依靠人力資本投資和産業結構升級，跨越“技術創新陷阱”。我國資本密集型産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的技術優勢和競爭力，是影響未來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品質的關鍵因素。人力資源是技術創新活動的主體，多數中等收入國家都存在高技術人才短缺的問題，這要求從教育、培訓等多層次投入以培育人力資本。

　　三是縮小社會差距，跨越“社會危機陷阱”。我國每人平均收入水準進入中等國家水準後，主要的增長動力轉為技術進步和居民消費。在這個階段，經濟增長將改變過度依賴於投資增長的傳統方式，轉向依賴消費需求的釋放。收入、城鄉、地區差距的擴大或長期持續，將對擴大消費形成明顯的約束。因此，縮小社會差距具有明顯的帕累托改進效應，縮小一個點的差距可能比增加許多點的投資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更有效。

　　四是提升外向型經濟發展水準，跨越“國際收支失衡陷阱”。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加快、自貿區放開資本賬戶的試點推進，我國將不可避免將更廣泛和深入地融入全球金融市場。

　　為降低外部衝擊的影響，需要協調內外部經濟發展，全面提升外向型經濟的發展水準。努力轉變對外貿易增長的方式。在出口結構上，鼓勵具有自有智慧財産權、自主品牌的商品和服務出口，控制資源型、高耗能、高污染産品的生産和出口，擴大新技術産品和附加值高的産品出口。在進口結構上，優先進口國內發展必需的、重要的、緊缺的高新産品、高新設備、高新技術和具有戰略性的資源，實現戰略物質進口來源的多元化、方式的多樣化和渠道的穩定化。

　　五是在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的同時，積極發揮財稅金融工具的作用，促進跨越“生態陷阱”。除抓好制度建設和政府監管外，還應引入財稅、金融工具，通過徵收資源稅、消費稅、環境稅和實施差別化的信貸政策，從供給端促進轉變能源供給方式、工農業發展方式、交通出行方式和居民生活方式。

　　(作者單位：國家開發銀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