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中國經濟50人論壇2013年年會在京召開。與會多名經濟學家如吳敬璉、張維迎、曹遠征等均提出應建立國家改革委員會以突破現有利益格局,加快推進經濟體制改革。
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經濟學教授張維迎表示,這十年是改革最好的窗口期,一旦錯過就很難再實行。
吳敬璉:制定“最小所有改革”總體方案
吳敬璉指出,當前改革的難點在於體制性障礙未破,所以經濟增長方式難以轉變,對戰略新興産業和城鎮化的發展造成了負面影響。
他呼籲:“當務之急,是要趕快啟動研討和制定這個最小所有改革的總體方案。”他認為應儘快建立工作班子,研究制定總體改革方案,且方案應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形成。吳敬璉提出,中央政府應該主抓頂層設計,否則在原有利益格局得到進一步強化之後再動就更加困難了。
吳敬璉的這一建議得到了多名經濟學家的認同。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建議,建立改革委員會來設計並監督改革的執行,避免改革時機被貽誤。他特別指出,這個委員會應該是獨立的,而不是和發改委連在一起。
張維迎多年來一直呼籲成立國家改革委員會。“成立國家改革委員會,是‘是不是真改’的最重要標誌。”張維迎還認為,該委員會主任應當由總書記或者總理直接擔任。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新立強調,必須建立一個專門改革的統籌協調的機構。“一定要有一個專門的部門來研究這樣一個改革方案。不能讓改革放在各個部門,讓部門制定改革方案,這樣是搞不成的。”
鄭秉文:社保改革要從事業單位開始
對於改革的具體路徑和方案,多位經濟專家都提出了建議。鄭秉文表示,社保改革在過去十年取得了偉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問題,目前改革的進度卡在了事業單位改革上,下一步應當啟動事業單位公務員改革,增強公平性。
“現在我們事業單位如果不改革,可以説大家的這種憤怒和情緒導致社會保障制度任何改革都不可能。”鄭秉文舉例説,去年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體制改革,搞了一年,最後網路意見大,打掉了。還有事業單位的改革,大家都不敢説。“所有的改革都卡到這兒了,實際跟政策沒有關係,所以它是一個標誌,是平等的一個標誌,只要它不平等,別的都免談。”
對於公眾關心的社保資金安全,鄭秉文表示,可持續性是社保第一命題,是健康的社保制度的本質要求,但目前社保資金處於不可持續的狀況。“2011年有14個省份當期收不抵支,河北是赤字一個億,到黑龍江赤字是182個億,合在一起是767個億。”鄭秉文説,收不抵支的省份從2002年的29個下降到2011年的14個省份,但總量在增加,從400多億增加到將近800多億。
曹遠征則建議向社保體系劃撥國企股份,三年內劃撥20%到30%政府持有的上市國企股份到社保體系,讓劃撥後股份的股息紅利成為社保的一項可持續收入來源,為今後更大規模的劃撥和推動國有資本社會化改革提供經驗。
湯敏:設立民意調查機構
湯敏建議,建立一個重大政策的民意調查機制,“我們在做重大改革的時候,對民意的了解顯得更重要。”
他認為,現在對老百姓訴求的了解,大體局限在開座談會和官員走訪基層去做一些調研的方式,這些了解的面很窄,而且很容易被操作。科學的民意調查機制就解決這個問題。
他介紹説,我國的民意調查其實已經開始了,但是還是沒有系統化來做。民意調查的核心之一就是其獨立性。“像美國在上世紀60年代的時候,由國會專門通過法律,所有的政府機構不準直接做民意調查,所有的民意調查都要委託民間來做。”
此外,湯敏表示,民意調查需要堅持科學性與動態性。他解釋説,百姓的民意是在變化的,民意調查不能一次做,要反覆多次進行。“真的要做好民意調查,首先在社會要經過比較充分的討論,這時候調查出來的民意才是真正的民意。”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認為,改革需要有第三方的參與機制,調研不但要有專家調研,還要有民意調研。“你光專家調研,不知道老百姓想什麼,需要一個民意調研作為改革方案的支撐,這是一個決策機制。”
龍永圖:改善民企發展環境
在企業的民營化方面,龍永圖認為,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這些年的地位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不是更加安心、更加放心、更加踏實,而是更加不踏實,更加不放心,更加不安心。
他表示,如果這樣長期下去,中國的市場經濟沒有基礎。如果民營企業家整天想著怎麼往外跑,成天就是提心吊膽,那麼這個市場經濟怎麼搞?所以,一定要採取扎紮實實的辦法,讓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放心、安心、舒心,這是一個很核心的問題。“説起來很簡單,實際上就是基礎的問題,市場經濟就靠他們嘛。”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哈繼銘認為,政府也應當鼓勵民營資本參與到城鎮化的建設當中,提高責任感,不然的話,可能會使得發展的基礎不牢靠,甚至會造成更多的“貧民窟”,並且短期造成經濟投資過熱,債務負擔過重。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表示,中小企業的發展是經濟發展一個很重要的動力,制度上需要做一些變化,改善中小企業的環境。他介紹説,中小企業在正式渠道中沒有代言人,在輿論上他們往往也是一個弱勢群體,“當他們遇到問題的時候找誰去解決,以及制定法規的過程中,誰能代表他們的聲音,輿論如何支援他們的發展,這些都是需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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