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名為《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裏》的新書，讓久未在媒體前亮相的余華出現在我們面前。這是他爭議巨大的小説《第七日》出版之後，余華首次與媒體的面對面，他的狀態顯得頗為輕鬆。這讓人覺得，似乎出雜文集比寫小説更讓他放鬆地面對媒體，能夠坦然接受媒體及讀者的提問。

　　雜文集《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裏》集結了余華近十年的隨筆作品，內容涉及政治、歷史、經濟、社會、體育、文化等多個領域。他自己説這本書“從中國人的日常出發，觀察社會後，再回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同樣是“抵達現實的作品”，作家余華將怎樣看待小説與隨筆的差距？又以何種心態面對讀者？帶著這些問題，《青閱讀》專訪了余華。在距《第七天》出版一年半之後，他終於回應了大眾對這本書的爭議，説：“如果去電商網站上看評論，會發現《第七天》好評如潮。相較于書評媒體或者評論家的觀點，這是最真實的評價。”

　　作家只是時代的書記員

　　“因為《第七天》的前面那部小説是《兄弟》，相隔了7年，這期間我做了太多的採訪。發現整個世界就像我一個人在説這本書似的，特別無聊，所以不想再説了，想聽聽別人怎麼説。”面對《青閱讀》記者的提問，余華這樣解釋《第七天》出版後對媒體的避而不見。而這次出書之所以願意面見媒體，他的回答頗令人摸不著頭腦：“因為（書裏）這些文章都已經發表過了，對讀者來説可能是一本新的書，但對於評論家來説已經不是一本新書了，他們或多或少也看過裏面的十分之一或者三十分之一。”

　　從上一部小説被詬病大量“移植”社會新聞，到今天以社會差距作為雜文集的題目，這當中顯示的是余華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在面對變化迅猛、複雜的社會現實之下，作家該做些什麼呢？余華告訴記者他以前有對小説的一個比喻，“假如我們的社會是一個法庭的話，小説肯定不是原告、被告、律師或者法官，他就是那個書記員，誰都不會去關注他。但是當那個時代過去以後，書記員有關這個庭審記下的是什麼，你看到的就是什麼，他很真實。”

　　新作《我們生活在巨大的差距裏》中，余華記錄下關於社會現實的種種感受和看法。青閱讀記者問他，用隨筆記錄這個時代的巨大差距，是不是比小説要容易？他回答説：“不存在容易或者難的問題，只不過就是方法問題。這個可能更加直接一點，另一個可能更加婉轉一些，就這樣的一個區別。”

　　國內沒有公正的書評媒體，更在意電商網站評論

　　在新書發佈會上，余華多次盛讚外國媒體。先是講起歐洲記者啟發了他對《兄弟》的創作：“1995年我開始寫《兄弟》，後來沒寫下去。因為那個時候感覺到中國社會跟‘文革’時期相比已經變化很大，不知道怎麼寫。2000年我接受外國媒體採訪，記者先問了我小時候的一些事，又問了當時中國的一些事，他覺得不敢相信（其中的變化）。”余華説從記者驚訝中他明白了應該開始寫了，“從他的驚訝的表情中我發現這個非常重要。”

　　繼而他又談到國外書評媒體的公正與獨立，“如果是《紐約時報》書評編輯把自己非常喜歡的一本書推薦給書評人，書評人發來一篇評論不好的文章，也要照樣刊發，不像是國內的報紙，這樣的事情經常發生：都是（作者）認識的人在寫。”

　　然而談到國內對《第七天》的批評時，余華説：“就算在背後有差評，開個研討會，當著面評論家還是會説你好話。”問及他對爭議的看法，他説自己會到電商網站上看讀者對書的評價，“噹噹、京東、亞馬遜三個網站，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四星以上，不像是媒體上説的那樣惡評。”他説這裡的讀者是最真實的，“我都不認識他們。”

　　如果有一天讀者不再點讚，余華會失落嗎？面對青閱讀記者的提問，他回答説：“假如有一天讀者要拋棄我了，這不是我能控制的事。我的生活經驗是，凡是你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想都不要去想，本來就睡不好。努力去想如何（把作品）做好，是我能控制的事情。”余華説，為什麼喜歡一個作家的書，或者因為什麼原因拋棄他，讀者是不會來跟作家談理由的。“所以當那個讀者開始拋棄你的時候，就是你活該被拋棄的時候，這個是你根本就左右不了的形勢。”

　　文/本報記者 張知依 攝影/武亦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