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出版、出售、閱讀這樣一整套傳統的知識和文化傳播方式正在世界範圍中慢慢衰弱的時代，為之擔憂的不僅僅是中國人。當文化的發展和傳播成為全球化時代主要的交流方式時，我們又是以什麼樣的狀態去面對世界？

　　著名作家師永剛講述他在美國的觀察和真實感受，他説：“美國的書店也在倒閉，美國人也為年輕人不讀書而擔憂。而我們的文化輸出，儘管力度很大，但效果遠遠沒有我們想的那麼好”。

　　缺少的是視角

　　作為出版人和作家，不論走到哪，師永剛首先關注的，總和書有關，在美國一年多，他更多會關注中國的書在美國的情況，他説：“這幾年來，我們都在推動中國文化的輸出，中國圖書的輸出，但實際上，就我觀察，效果並不理想”。

　　更多時候，中國圖書在美國的傳播，往往限于華人圈子中，師永剛説：“國內對於圖書輸出的支援力度很大，資金投入量很高，很多公司拿到錢之後，在美國或者歐洲開辦圖書公司，確實也出了一些書，但是一方面印量往往很少，可能只有一兩千本，銷售狀況也非常差，另一方面傳播範圍很窄，基本上集中在華人圈中。在美國的主流媒體上，很少看到他們對中國書籍的關注和報道，反而更多看到的是，外國人寫中國的書往往引起潮流。”

　　事實上，能夠在美國出版的中國書籍，往往是經過中國市場檢驗的暢銷書或者名家名作，但顯然，換一個地方，中國圖書總是會出現“橘生淮北”的尷尬。師永剛説：“比如紅色出版，基本上就是把國內已經出版書原樣再出一遍，或者也會換個名字出版，但事實上，這些在國內風行的書籍，在美國圖書市場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力和號召力。再如文學作品，余華的作品在歐洲影響力不錯，但在美國極少。莫言獲得諾獎之後，美國圖書市場上確實也有，但很少見，鳳毛麟角。”

　　相對於嚴肅出版，生活類的、實用性的書籍往往會賣得很好，即便僅僅是把國內的書籍照搬到美國圖書市場，依舊受眾很廣。師永剛説：“之所以嚴肅的出版物難以在美國打開市場，我覺得根本在於我們還不習慣美國人的講述方式。在今天，中國的國家實力、資金等等諸多方面都已經足夠，但缺少一種西方式的視角、西方式的語言，把我們的文化傳輸到西方。很多走出去的出版社本身是在中國本土成長起來的，不論是價值觀、行為方式還是表達方式，都是中國式的，我們總是想用我們自己的方式去影響別人，其實很難，美國人的價值很難影響中國人，反之亦然，庫克、傅高義他們筆下的中國，能夠引起西方人廣泛的關注，根本在於他們使用的是西方的方式，而我們還缺少這樣的作家、這樣的視角”。

　　誰會花錢來聽你教育

　　和嚴肅的文學、社會等等當代作品的出版一樣，傳統的經典出版，在美國已經處境不佳，這個和國內認為諸如《孫子兵法》、《道德經》、《紅樓夢》等等在國外暢銷的認識不同。

　　師永剛説：“國內常常會有報道，説我們的傳統經典，比如《紅樓夢》、《孫子兵法》等等，在世界上引起風潮。我在這邊看到的情況並不盡如人意，遠遠沒有報道中的那麼強烈。比如説老子和《道德經》，我問過很多人，不少人根本沒聽過，更不用説看過了。就我感覺，我們在經典的輸出上，遠遠沒有引入做得好，中國隨便一個中學生，就知道亞裏士多德，知道伏爾泰，但是美國人知道老子、孔子的並不是特別多。事實上，這種古老的文化典籍，和現代的年輕人往往格格不入，特別是00後，不僅僅是美國，中國亦如是”。

　　文化的輸出往往是理念和價值的傳播，師永剛認為，我們在文化輸出上的效果不佳，和我們傳播文化的方式、態度有關，“即便是現在，我們很多人其實還保留著教化的心態，要用中國文化教化別人，這肯定是不行的，現代社會，對中國人也好，對美國人也好，拿一些教化性的東西給人看，很難獲得認同，誰會花錢去聽你教育他呢？”

　　究竟是什麼動力會讓人買一本書？這或許是文化輸出真正要思考的問題，師永剛説：“人買一本書，是因為有這方面的需求，這對任何人都一樣，沒人會買不需要的書。我們應該製造一種中國式的需求，首先了解他們對中國的興趣或者好奇在哪，比如説‘中國的崛起’、‘中國人怎麼看世界’等等，把這些觀念梳理出來，然後再去做文化的傳播，可能會更順利一點，而不是花很多錢，卻僅僅局限在華人圈裏”。

　　最了解歐洲人的是歐洲人自己，最了解美國人的還是美國人自己，所以師永剛認為，文化傳播的事情，並非一定要中國人自己做，反而可以找一些外國人來做，他説：“找一些中國通，找一些對中國有興趣、有研究、有比較好的認識的西方作家，可能更能把中國的文化、中國方方面面介紹給世界”。

　　不僅中國人不讀書

　　網路時代，經典閱讀、嚴肅閱讀，或者説傳統的閱讀正在慢慢減少，代之以快速閱讀，但隨之而來的閱讀表面化、快餐化等等問題，也在困擾著很多人。而相對應的，西方公園裏、地鐵上人手一本書的閱讀狀態，往往被當做國人閱讀狀況堪憂的反照。

　　在師永剛看來，這遠不是事實，他説：“網路時代影響的不僅是中國，或者説，中國甚至算是被影響比較晚的，所以它是世界性的問題。美國人讀書多嗎？很難一概而論，可能要分開來看，老派的人更鍾情于傳統的閱讀方式，大部頭的書，會一本一本地讀。而年輕一代，80後、90後，乃至00後，和我們的年輕人一樣，他們也玩手機、Pad，在地鐵上，在其他的公共場所，乃至在美國人的家裏，這些孩子們同樣人人手裏拿的都是電子産品，而不是書本，讀書的同樣很少。”

　　不讀書引發的擔憂也同樣不僅在中國存在，師永剛説：“美國的主流媒體上，也能看到他們憂慮的態度，他們認為未來一代對傳統的書籍不感興趣，反而對碎片化的閱讀更好奇。但是這種憂慮顯然沒有中國人強，或許這和中國的讀書傳統有關係。美國人更多時候會認為年輕人有年輕人的生活，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

　　更重要的在於，對於新的閱讀方式接受度，師永剛説：“其實我覺得年輕人的閱讀並不比上一代更少，反而是更多，同樣，中國的年輕人，閱讀也並不比美國的同齡人少。我們看見年輕人總是在對著電子螢幕，但他們並非都在玩遊戲，也並非都在刷微博、微信，很多是在看電子書，電子書和傳統的紙質書只是載體的不同，內容並沒有什麼區別，一本放在手機裏的經典，和印在紙上的經典，哪一個更好？這是沒辦法界定的，喜歡傳統方式的人會覺得紙質書更有感覺，而大部分年輕人會選擇電子版”。

　　師永剛：作家、出版人，著有《最後的騎兵》等，編著《宋美齡畫傳》、《蔣介石圖傳》、《鄧麗君畫傳》、《切格瓦拉畫傳》、《三毛私家相冊》等。

　　慘烈的書店

　　在中國逛書店的人越來越少，在美國逛書店，其實也不容易，師永剛説：“美國書店的生存狀態非常慘烈，比國內還要差，書店極少，大部分早就關門大吉了，我所在的城市，除了在中國城看到過一家雜貨店一樣的圖書音像店之外，英文的書店就只見過兩家”。

　　和國內書店紛紛倒閉一樣，美國的書店業也在慢慢地從歷史的舞臺上消失。師永剛説：“隨著《紐約時報》、《新聞週刊》等等紛紛轉為電子版，出版業也在面臨市場的凋敝，圖書零售業更加不堪，美國人買書，同樣也更鍾情于網路購物。相對來説，中國的書店，會有一些政府的補貼，而美國書店幾乎沒有，他們會更多以市場的方式去對待，不適用市場的，任其消失”。

　　在中國，機場書店總是吸引話題的地方，也是書店最典型的落戶之地，但是在美國則很少見到機場書店，師永剛説：“中國的機場書店一般銷售都還不錯，但是美國的機場極少有書店，反而是各種打折店更多。”

　　書店的消失，是世界性的潮流，師永剛説：“在《紐約客》、《紐約時報》等等刊物上，也會看到討論書店未來的文章，但並不是很多，或許他們更習慣於市場的法則，而對那些是市場競爭中失敗的領域，並不做特別多的挽留”。

　　在師永剛看來，新的時代，文化的傳播不再僅僅是出版和閱讀，值得擔憂的，也不僅僅是圖書和書店的命運，他説：“我們應該考慮的是，怎麼才能獲得年輕人的認同，比如説00後，經典的閱讀固然有益，但如果接受度很低，恐怕作用不會很大。那麼他們更喜歡什麼呢？比如電影，美國人做得很好。我們的圖書公司在美國恐怕沒有幾個賺錢的，我們的電影，能在美國上映的又有幾部呢？所以，我們應該思考的是，我們如何去影響美國的、歐洲的00後，這恐怕是中國文化傳播和輸出的關鍵所在”。

　　晨報記者 周懷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