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通知，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新華社）

　　設立雄安新區，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入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部署，對於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探索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新模式，調整優化京津冀城市佈局和空間結構，培育創新驅動發展新引擎，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如此重要的定位，人們的第一反應就是：雄安新區從小縣城躍升為大新區，這房價還不蹭蹭地往上漲！果然，4月1日，一大波外地人連夜趕往雄安新區,有不少人直接帶著卡拿著錢，意欲買房“抄底”。這樣的惡意炒房行為讓人不禁為雄安新區的未來發展捏一把冷汗。

　　首先區分一下什麼是炒房？如果買房的目的不是為了自住和解決家庭的剛需，而是在某個時間點把房子賣掉獲得房價暴漲的增值收益，就可以理解為炒房。惡意炒房的後果嚴重，從小到大、從家庭到社會再到國家，炒房的破壞性就像是被毒化了的水源一樣，危害深廣。

　　其一，對家庭來説，炒房意味著房價的大幅上漲，無疑將增加還貸壓力，使個人和家庭的消費結構出現扭曲，房價與收入比日益加大，迫使大部分人用高房貸來圓住房夢。這將嚴重惡化個人和家庭的資産品質，並對其他生活消費造成擠壓進而導致整個社會的消費力下降一方面；另一方面，迫於漫長的還貸壓力，購房者在收入增長跟不上支出的情況下，將迅速淪為沒有消費力的“房奴”，幸福感迅速下降，甚至成為社會問題。再者，當房産泡沫一旦爆炸最深最直接的就是剛需者。當自己高價貸款買來的房子，在瞬間貶值，這個時候，大家就可能會發現，惡意炒房對家庭的負面影響巨大。

　　其二，對社會來説。炒房帶動了社會的集體恐慌，在 “炒房遊戲”中，大部分購房者懾于漲價的陰影，過度利用信貸杠桿購房。使銀行信貸面臨極大風險，使整個金融被高房價死死挾持。房地産行業的特徵是産業鏈特別長、與金融聯繫十分緊密，所以當樓市泡沫過高就存在著相當大的風險隱患，一旦泡沫破滅，很可能帶來系統性的風險。“炒房”還對實體經濟形成很強的擠出效應，對整個社會的資金品質和運作效率來説，會迅速消耗寶貴的居民儲蓄資金，使儲蓄資金迅速轉變成“死資産”，甚至是“有毒資産”。人們不願意投資實業，覺得“幹什麼都不如炒房”，而且會扭曲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財富觀，惡意炒房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巨大。

　　其三，對國家來説，炒房過度強調商品房的投資屬性，而忽略居住屬性。而保障和保護全體居民的住房權利，是政府的責任，而過分強調住房的投資屬性，則會損害其居住屬性。但讓人始料未及的是，住房需求資訊失真也會導致過量供應等等問題，還會形成大量住房資源閒置、導致社會資源浪費，比如有一些新城由於惡意炒房居然出現了無人居住的情形，被稱作“鬼城”。 “鬼城”第三産業發展便舉步維艱，不少底商門面都無法出租，作為配套的大型商業地産也無法招商，難以維繫。此外，炒房是基於預期的投機行為，遇到市場不景氣時，投機者最容易出現集體的“預期逆轉”，從而誘發區域性系統性風險，這顯然不利於實體經濟的轉型升級和創新，惡意炒房對國家發展的負面影響巨大。

　　幸好，雄安新區是幸運的，對於“食利而動”炒房團政府早有防備。“建立新區”消息落地次日，很快就傳來消息：雄安新區涉及的3個縣，早已凍結全部房産過戶，本地人、外地人都無法買房。連房産仲介都貼上封條了，交易處於停止狀態。當地已全面停止房産交易、凍結戶口遷入。

　　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地方能實現房地産健康有序發展，面對大量來勢洶洶的投機炒房，政府必須出臺一些強硬政策，綜合運用財稅、金融、行政、法律手段，形成“組合拳”。可加強信貸審查“去能力”，適當提高首付款比例和利率，以提高炒房門檻；既可以增加房屋交易環節稅費“去動力”，也可以徵收房屋持有稅，以增加炒房成本和風險，發揮監管作用。對惡意炒房者“加責任”增加相應的法律責任，嚴厲打擊投機行為遏制惡意炒房，行政色彩濃厚的限購或購房資格管理“加管理”可以作為臨時的最後的手段，使得房地産市場預期趨向平穩和理性。（台灣網網友：鐘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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