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的失敗給中國帶來深重的歷史災難和民族屈辱

　　歲逢甲午，國殤難抑。120年前的那個甲午，戰爭的失敗帶給中國的不僅是深重的歷史災難，更是空前的民族屈辱。從物質的掠奪到精神的羞辱，甲午戰敗一方面宣告了清政府苦心經營數十年的“洋務運動”徹底失敗，另一方面也使中國社會徹底失去了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追趕西方的可能。中華民族由此陷入了“精華已竭，膏血俱盡，坐而垂斃”的亡國滅種危局。

　　戰爭失敗的原因複雜多樣，但有一個原因是無論如何也不應該被忽視——情報失誤。清政府在情報工作上的失誤充斥著甲午戰爭的整個進程：從戰爭開始前的威脅判斷和力量對比，到戰爭開始以後敵方兵力的部署配製，乃至戰爭結束時的談判交鋒，清政府招招滯後，處處被動。因為情報工作的失誤，上至清政府的核心領導層，無法料敵先機，做出正確的戰略決策；下至戰爭和戰役指揮者，無法掌握日軍動向和實力，做到有的放矢。相反，由於自己保密不力，加之日本情報工作細緻縝密，清軍一舉一動皆在敵人掌握之中。情報工作的優劣、得失、高下，直接導致了甲午戰爭對日單向透明的戰場態勢。最終，渾渾噩噩、糊裏糊塗的清政府迎來的只能是失敗和恥辱。

　　從情報的角度來看，清政府的失誤之處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戰爭威脅判斷失誤，導致戰爭準備不足。早在1855年，日本改革派思想家吉田松陰就曾主張：“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當開拓蝦夷，曉喻琉球，使之會同朝覲；責難朝鮮，使之納幣進貢；割南滿之地，收臺灣、呂宋之島，佔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吉田的這一思想對其弟子——高衫晉作、木戶孝允、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等産生了深遠影響。明治維新開始後，日本逐步確定了對外侵略擴張的大陸政策。田中義一在奏折中稱：“明治大帝遺策是第一期征服臺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第三期征服滿蒙，第四期征服支那，第五期征服世界。”1887年，日本政府正式制定《清國征討方略》，決定在1892年前完成對華作戰的準備。日本的侵略野心雖然得到了清政府一些有識之士的重視，但由於缺乏最基本的對日情報蒐集，大部分朝廷政要並未認識到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發生的巨大變化，對日本的認識仍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清政府國防重臣李鴻章深信以清政府現有力量足以抑制日本的野心，進而認為“倭人為遠患而非近憂”。這就不難理解，為何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軍備戰時，清政府反而削減軍費預算放鬆國防建設：自1888年北洋艦隊成軍後，北洋艦隊再未增添一艘新艦。此外，清政府還以財政緊張為由於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藥經費。中國就是在這樣一種不清醒的狀態下，迎來了一場命運攸關的戰爭。相較之下，日本早在開戰之前就充分做好了各種戰爭準備。例如，由於沒有必勝的把握，開戰之前，日本大本營制定了三種作戰方案，充分考慮了戰爭演變的各種可能。方案一：殲滅北洋艦隊奪取制海權，則與清軍在直隸平原決戰；方案二：未能殲滅對方艦隊，不能獨掌制海權，則只以陸軍開進朝鮮；方案三：海戰失利，聯合艦隊損失沉重，制海權為北洋艦隊奪得，則以陸軍主力駐守日本，等待中國軍隊登陸來襲。這三套方案皆圍繞決定戰爭勝負的核心——“制海權”而進行，並充分考慮了各種情況下日本的應對之策，準備不可謂不充分。

　　二、戰爭爆發後，既不“知彼”也不“知己”，導致戰場節節敗退。兩千多年前中國古代兵聖孫子就曾説過：“知彼知己者，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甲午戰爭時期，清政府在對日情報蒐集幾無斬獲的情況下，甚至都無法做到對己方軍事行動和作戰情報的準確掌握。清軍中一些官僚為了自身利益而謊報軍情，致使清政府無法準確掌握己方戰場態勢。例如，葉志超在成歡之戰後，謊報戰況，清政府因此而盲目樂觀，于8月1日對日宣戰。因為戰場畏敵，1894年7月28日，清軍騎探把逼近朝鮮素沙場的日軍大島義昌混成旅團4000余人誇大為“眾約三萬”，致使戰爭統率無法做出正確的決策指揮。與清政府截然相反，日本早在戰爭開始前數十年就已秘密開展對華情報蒐集工作，不斷向中國派遣各類間諜，並在中國建立了諸如東洋學館、日清貿易研究所、樂善堂等間諜機構。這些日本間諜穿著中國服裝，操持流利漢語，假扮成遊學者、商販、僧人、農民、船夫、乞丐等各種身份的中國人，偵察蒐集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地理和風土人情等情報。1892年，日清貿易研究所編印出版《清國通商總覽》，全書3卷2300余頁，被謄為當時“向全世界介紹中國及中國人實際情況之最好文獻”。戰爭爆發後，日本利用戰前做好的情報佈局，取得了三大項關係戰爭勝負的重要成果：一是偵察獲得了清政府軍機處的相關情報；二是搞到了“高升”號運兵船向朝鮮運兵的具體日期；三是弄清了北洋艦隊14艘軍艦開赴朝鮮的具體日程。情報的失誤和匱乏，使得清政府從戰爭伊始就陷於被動，只能疲於應對。

　　三、情報利用效率低下，反情報意識淡薄。清政府情報工作的失誤不僅表現在情報蒐集方面，還表現在情報利用效率不高、充滿隨意性等方面。這使得清政府即使獲得了一些重要的情報，也常常因為被夾雜在紛至遝來的電報中而得不到重視，無法發揮應有的情報效用。在豐島海戰之前，北洋艦隊得到“倭艦將要來截”的情報後，丁汝昌電請李鴻章“率我海軍大隊繼發接應”，以防日艦偷襲。然而，李鴻章由於盲目迷信日本會遵守“萬國公例”，認為日本不會偷襲中國的護航艦船和運兵船，沒有採信“倭艦將要來截”的情報。最終，日本不宣而戰，中國艦船“濟遠”號和“廣乙”號在豐島海戰中慘遭日本偷襲。1895年1月15日，山東登來青道劉含芳獲知日軍登陸相關情報後，便電告李鴻章：“聞日兵將由成山登陸。”然而，李鴻章將此情上報朝廷後卻沒有受到應有重視，做出任何防備。1月20日，日軍順利在成山登陸，致使北洋艦隊腹背受敵，最終難逃失敗的厄運。除去重要情報難以發揮應有作用之外，清政府從上到下都十分缺乏反情報意識。在上層，清政府統治者戰前“上驕下慢”，認為日本的“大陸浪人”和間諜都是“雞鳴狗盜之徒”。戰爭開始後，清軍將領反情報、反偵察意識淡薄，基本沒有採取任何有效行動遏制日軍的偵察活動，任由日軍偵察。例如，日軍在成山登陸前，派出間諜輕易就獲取了清軍在威海、成山的防衛部署；日軍偵察土城子和旅順後路炮臺時，清軍明知日軍從土城子、水師營而來，卻無法採取有效的反情報措施阻止日軍情報偵察。

　　清政府在情報領域的失敗，註定了清軍在戰場上的失敗。與日本相比，清政府情報的失敗不僅在於情報偵察手段的落後，也不止於人員素質的低下，更重要的是情報意識的缺乏。如果説偵察手段的落後使清政府較難偵獲有價值的情報，人員素質的低下使得有價值情報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那麼情報意識的缺乏則使得清政府上下不知情報為何物，漠視情報在戰爭過程中的作用。手段落後是技術落後的結果，素質低下是教育低下的結果，意識缺乏則是精神萎靡的結果。技術落後可以通過學習追趕，教育低下可以通過變革提升，精神萎靡則只能進行自我覺醒。然而，清王朝一直在沉睡，即使在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簽訂《南京條約》、《望廈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等諸多不平等條約之後，清王朝仍然沒有覺醒。直到甲午戰爭爆發前，面對日本明顯的擴張意圖和侵略舉動，清政府依然盲目自大，自信滿滿。1879年，李鴻章對力主干涉日本在琉球廢藩置縣的丁日昌説：“日本國帑不足，國債繁大，舊族因廢藩而思亂，向有所聞。察其軍費，清國之兵力應之乃綽綽有餘。”1886年長崎發生水兵騷亂事件後，李鴻章“一時怒起”，對日本駐天津領事波多野説：“現今就開戰爭亦非難事，在貴國之我兵船船體銃炮堅硬，可自由開戰！”

　　精神深處的懈怠和萎靡使得清政府身處危境卻不自知，全無憂患意識，最終只能在臆想的“天朝上國”中等待死亡。心無憂患，國恒亡。甲午戰爭帶來的教訓是深刻的，也是痛苦的，然而這些教訓卻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被司馬穰苴明白指出：“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清王朝如何會在古代先賢警世恒言的教誨之下重蹈“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歷史覆轍，這也許更值得當下長期身處和平環境的國人進行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