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在日本東京首相官邸外，示威者手持標語在首相官邸前抗議。新華社記者馬平攝

　　 新華網北京7月3日電（記者劉小軍 王俊景） 7月1日，安倍政權不顧國內外的強烈反對之聲，鐵心決定修改二戰結束以來一直施行的日本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日本戰後以專守防衛為主的安保政策將發生前所未有的顛覆性重大變化。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普遍認為，日本當局此舉不僅如同打開“潘多拉的盒子”，而更為重要的是，日本當局此舉恰似玩火，亞太地區乃至整個世界將面臨巨大的潛在威脅。那麼，日本當局為何罔顧本國民意和國際輿論，執迷不悟地突破日本和平憲法的束縛，執意朝著參與戰爭甚至發動戰爭的一條不歸路狂奔呢？

　　 解禁集體自衛權並非安倍之流的一時心血來潮，而是有著深刻的日本國內經濟的、政治的深刻而複雜背景。

　　 外交學院教授周永生認為，自泡沫經濟破滅以後，日本經濟最近20多年來一直處於蕭條之中，始終難以擺脫于低谷徘徊的困境，在此經濟背景下，部分日本國民希望出現強人政治和強力政府，因此日本右翼勢力以為時機已到，一時間蠢蠢欲動，開始大行其道。這股右翼勢力在日本經濟恢復沒有希望的情況下，妄圖通過解禁日本集體自衛權，強化軍事力量，利用擁有戰爭權等來影響和控制亞太局勢。

　　 解禁日本集體自衛權也是日本政壇右傾化的必然結果。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劉江永認為，日本國會力量對比發生結構性變化，安倍政權面臨的阻力減小。冷戰時期，日本國會出現過保守勢力和革新勢力相互制約的保革體制，自民黨內要求修改憲法、行使集體自衛權的主張在國會內部受到在野黨和自民黨內部溫和派的制約。但冷戰結束後，日本執政黨和在野黨都是保守勢力，右翼勢力所受到的制約就大為減少。執政黨自民黨聯合公明黨，在眾議院擁有絕對優勢，參議院也過半數，安倍政權因此可以為所欲為。

　　 劉江永表示，除此之外，日本政壇的理念、國內外政策也都向右翼勢力的主張傾斜，最主要表現在歷史觀、戰爭觀，以及日本是否走和平發展道路和遵守戰後憲法等一系列問題上。在野黨中過去的牽制勢力社民黨在國會已沒有幾個議員，日共議員也是微乎其微，而右翼組成的新的政黨，如日本維新會，在2012年底的大選中，居然獲得50多個議席。在這樣的情況下，安倍政府推行的政策路線自然可以暢行無阻。

　　 政界缺乏有效的牽制力量，日本廣大民眾也難以影響政策走向。在決定解禁日本集體自衛權前後，日本多地爆發示威抗議，民眾高呼反戰口號，更有男子甚至以自焚方式以表示與安倍政權上述舉動的毫不妥協與決裂，但所有這些都絲毫未能影響安倍政權的一意孤行。

　　 對此，劉江永認為，日本的政治體制決定了民眾在政策決策中難起作用。日本民眾的政治權利主要體現在國會、參眾兩院及地方選舉的過程中，作為選民可發揮政治作用，一旦選舉結束，相關決策就不是由日本人民決定。因而，有些日本選民抱怨説，選舉時，他們是“上帝”；選完後，就成了“奴隸”。民眾發出訴求，但並不足以改變日本當局的決策。

　　 但解禁日本集體自衛權並不僅僅是單純的日本內政。作為日本和平憲法的制定者，美國對日本的外交決策有著舉足輕重的重大影響力，解禁之舉離不開美國的默許甚至公開支援。周永生認為，面對中國的繁榮發展，美國政府意圖通過日本的軍事擴張以牽制中國，因此對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採取公然支援的政策。

　　 “推動日本增強軍事力量，為美國分擔安全保障的責任，是美國一直以來的對日方針，從對冷戰時的前蘇聯，到朝鮮，再到中國，莫不如此，”劉江永説。

　　 在重新抬頭的日本右翼勢力如脫韁野馬之際，安倍政權自恃可以操縱政壇，又有美國撐腰，罔顧民意，急欲擺脫戰後體制之羈絆。這不僅事涉日本國家發展走向，也事關地區乃至全球安全環境。意欲搬石頭砸人者，不妨先看看自己的腳是否已越過歷史的“紅線”，以免砸了自己的腳！屆時，喊疼，或恐為時已晚，更無濟於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