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解釋權

　　1945年10月，臺灣光復以後，國民黨政府代表中國接收臺灣，然而國民黨政權的專制腐敗本質未變，在政治上貪污腐化橫行，壓迫和歧視臺灣民眾，經濟上嚴厲管制臺灣經濟，侵害臺灣民眾利益，文化上忽視差異性，漠視了隔閡的客觀現實，導致臺灣民不聊生，怨聲載道。1947年2月，以臺北市緝煙血案為導火索，臺灣民眾爆發了“二二八起義”，又稱為“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是島內階級矛盾激化的必然結果，是臺灣民眾反對專制反對壓迫的自發性、群眾性人民民主自治運動，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未全中國範圍內的階級矛盾和階級衝突在臺灣地區的表現，“二二八起義”有力地配合了全國人民的解放戰爭。“二二八起義”遭到國民黨政權的殘酷鎮壓，給臺灣民眾的內心留下了深刻的傷痛。隨著歷史的發展，臺獨勢力利用“二二八事件”的悲情，別有用心地把階級矛盾導向省籍矛盾，把臺灣民眾反抗專制要求民主扭曲成“反抗外來政權對本省人的壓迫”，甚至把“二二八事件”説成是臺灣人要求“臺獨”的開端，從中發掘“臺獨”的政治動力。這是完全違背歷史的客觀事實的。

　　在“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過程中，初期確有個別人提出“打阿山”的口號，但是這些帶有省籍意識的口號和事件遭到廣大臺灣民眾的抵制。許多臺灣民眾主動出來保護外省人，起義的主要領導機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所發佈的文告呼籲本省人與外省人共同推進臺灣的政治改革，在《告全國同胞書》中明確提出：“我們的目標是在肅清貪官污吏，爭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們同是黃帝的子孫，民族國家政治的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它所提出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也沒有任何“臺獨”主張和訴求。另一方面，臺灣民眾的民主鬥爭從一開始就得到廣大大陸民眾的同情和支援。中國共産黨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的3月8日，通過延安廣播對臺灣同胞的鬥爭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堅決的支援，並且指出“你們的鬥爭就是我們的鬥爭，你們的勝利就是我們的勝利”。在反抗國民黨專制統治的鬥爭中，兩岸人民地站在同一條戰線的。當時國民黨當局鎮壓“二二八事件”的藉口是“企圖顛覆政府，奪取政權，背叛國家”。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島內政治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李登輝為了穩固自己的權力基礎，大規模地推動政治本土化。為了撫平“二二八事件”帶給臺灣民眾的傷痛記憶，臺灣當局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公佈“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建立二二八紀念碑，二二八公園，二二八紀念館等等，並且通過了“二二八事件”處理補償條例，對二二八受難家屬進行了補償。但是島內分裂主義勢力並不以此為滿足，不斷地利用“二二八事件”挑起“省籍衝突”，鼓吹“臺灣人的悲哀”，把國民黨政權説成是“外來政權”，把外省籍政治人物打成“新賣臺集團”，將國親兩黨貼上“聯共賣臺”的標簽，甚至直接排斥外省人參選，説馬英九是“用香港腳走香港路”，要在“立法院”推動“臺生條款”。這些行為和事實都説明，李登輝和陳水扁之流根本就無意撫平臺灣的省籍和族群矛盾，而是千方百計利用省籍和族群矛盾來謀取政治利益。臺灣社會的民主化和多元化，並沒有使臺灣政治變得更加寬容，相反，在一次次的政黨惡鬥中，臺灣社會被一次次地撕裂和分化，省籍和族群矛盾顯得更加激烈和表面化了。

　　今年的“二二八”紀念活動恰逢臺灣選舉來臨，島內泛綠陣營把“二二八”紀念當成政治動員和政治造勢的場所，要仿傚波羅的海三國在“獨立公投”之前的大規模手牽手活動，舉辦百萬人“手護臺灣”活動。單純的“二二八事件”紀念活動被強行塞進“臺獨分裂”的政治意涵，已經演變成“臺獨”勢力借機鼓噪“去中國化”、反對大陸、反對外省人的政治活動。呂秀蓮就曾經公然鼓吹：“二二八事件就是愛錯對象的反諷，現在不要錯把敵國當祖國，歷史錯誤悲劇不要再重演，臺灣人的祖國在臺灣，不管來臺的先後，這塊土地生我們、育我們，我們應該共同説我們祖國的名字叫臺灣”。臺灣所謂的“國史館館長”張炎憲也曾經宣揚這樣的謬論：“二二八事件帶給臺灣人民的最重要啟發就是‘抗爭的精神’。……這樣的抗爭精神，不僅是過去臺灣內部抗爭獨裁統治的力量，更是長期以來臺灣人民反抗中共壓迫的意志”。“二二八事件”遭到國民黨政權的殘酷鎮壓，給臺灣民眾的內心留下了深刻的傷痛。“臺獨”勢力卻利用這種傷痛的歷史，宣揚分裂主義的思想觀念，加劇兩岸的政治對立，無疑是給臺灣民眾的歷史傷痕上撒了一把鹽。

　　不可否認，現在統獨力量在爭奪對於“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解釋權。島內外的“臺獨”勢力出於分裂主義的政治目的，有意識地曲解“二二八事件”的本來面目和真實意義，把“二二八事件”當作選舉和權力鬥爭的政治工具，利用“二二八事件”的悲情，把階級矛盾導向省籍矛盾，從中發掘“臺獨”的政治動力。這是違背參與“二二八起義”的廣大臺灣同胞的初衷的。對於臺灣“二二八”事件的解讀，應該本著客觀、實事求是的態度，應當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而不是以現在的政治眼光來曲解歷史，把歷史當作謀取現實政治利益的工具。這也是對“二二八”死難的廣大同胞最基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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