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臺港澳研究所副所長陳星5日在華廣網刊文,分析權力鬥爭視角下的民進黨論述變化。
全文內容如下:
在政黨政治的層次上説,政黨是為了通過選舉或其他途徑贏得政府權力而組織起來的一群人,政黨組織與壓力集團和社會運動均有比較大的區別,其關鍵之處在於政黨旨在通過贏得公職選舉來實施政府權力。對政黨而言,取得權力既是目的,同時也是手段,只有不斷取得政治權力和政治資源,政黨才能有足夠的能力完成組織的延續與更新,並完成政黨結構的再生産過程。這裡的“權力”是指由公職選舉獲勝而取得的行政權力以及在獲得這些行政權力同時所能獲得的政治資源和經濟、社會等資源。
對民進黨的論述變化的討論必須在臺灣的選舉政治語境中展開。易言之,民進黨的論述調整主要是為其政治利益的實現服務的,具有明顯的工具性特徵。郭正亮曾把民進黨的論述變化概括為兩個方面,“路線調整和形象重塑。”不過,就現實的政治操作而言,民進黨路線調整核心目的是“形象重塑”,即改變臺灣民眾對民進黨某一方面的認知。民進黨“形象重塑”所要達到的應然效果,則是選舉中如何能夠獲得更多的選票。不過,郭氏所謂的“路線調整”顯然很少觸及到民進黨的政治理念層面。
筆者認為民進黨的論述可以從兩個面向上進行分析:一是政治理念,二是政策訴求。政治理念是對臺灣的政治系統、外部環境及兩者之間關係的一般性看法,包括了兩岸觀、社會觀、經濟觀、政治觀等方面,形成了一個龐雜的體系。而民進黨的政策訴求部分則是在這些基本理念下提出的具體施政方案。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民進黨的論述在政治理念部分變化並不大,但是政策訴求方面卻有不小的變化。民進黨為所謂的“形象重塑”進行的調整主要是政策訴求層面的調整,政治理念層面的調整相比之下微不足道。民進黨的政策調整、包括黨內各個派系對自己派系的訴求調整,均是圍繞著選舉和黨內資源分配的需求展開。影響政策訴求調整幅度的關鍵因素就是民進黨或黨內派系對自己在權力爭奪和政治資源獲取過程中“應然形象”的判斷。在民進黨的歷史上,激進“臺獨”與務實“臺獨”的爭論、“臺獨”轉型與否的爭吵、在最高領導人選舉中以挑動兩岸關係為主軸還是以民生議題為主軸的分歧以及選舉中對悲情意識操作模式的爭論、2008年下臺後民進黨將訴求的主軸轉向貧富差距和階級觀念的建構與宣傳等,均取決於民進黨和黨內派系對某些特定情境下對民進黨和黨內政治人物“應然形象”的想定。從改變形象的目的出發,民進黨一方面要保持政治理念的基本穩定性,同時要保持表層政策訴求的靈活性,以求取得在選舉中的有利地位。
以兩岸廣為關注的民進黨“臺獨”論述為例。民進黨成立之前,雖然黨外勢力中有關於統“獨”的爭論,但是黨外政治精英大都沒有在國家認同上做太多文章,因為在統“獨”議題上黨外勢力內部雖然存在著分歧,但是當時對黨外來説,最主要的任務並不是厘清統“獨”之爭,而是共同對付國民黨的強力壓制,在這種情況下,統“獨”雙方實際上形成了某種形式的同盟。但是等到“美麗島事件”之後,形勢丕變,統“獨”分野逐漸明顯起來,“臺獨”勢力也取得了比以前較多的話語權。“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運動逐步將“臺獨”作為主要政治訴求來動員民眾,民進黨成立以後更是變本加厲。在一段時期內,為了爭取黨內的主導地位,“新潮流”等派系成為激進“臺獨”的主要踐行者,推動了民進黨急速向“臺獨”方向偏轉。這一時期的激進“臺獨”形象成為爭奪黨內主導權的利器。隨後,由於“臺獨”訴求導致了選舉的失利,“新潮流”逐步轉向務實“臺獨”,民進黨也開始謀求“臺獨”轉型,以營造溫和的形象,緩解民眾對兩岸關係緊張的疑慮。及至民進黨2000年上臺執政以後,“臺獨”轉型中止,陳水扁為了取得在權力鬥爭中的有利地位,後期則是為了掩飾自己貪腐的事實,又在“臺獨”問題上激烈衝撞,幾度將兩岸關係推向戰爭的邊緣。
然而,不管民進黨等“臺獨”勢力如何不遺餘力推動“臺獨”政策和進行“本土性”和“主體性”的觀念建構,臺灣的發展不能自外于大陸,這是誰都明白的道理。無論在經濟上還是政治上,大陸因素在臺灣的政治變遷和政治生活中所佔地位都越來越重要,兩岸的聯繫也越來越緊密,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後,更是如此。2008年國民黨重新上臺以後,兩岸關係發生了重大變化,和平發展成為兩岸共識,兩岸的經濟整合加速,政治交流的規模擴大,社會整合事實上也進入快車道。兩岸聯繫的日益緊密在一定程度上逐漸瓦解了“臺獨”勢力的生存基礎,形成了對“臺獨”發展的天然制約。但是,民進黨內部的“臺獨”迷思卻至今尚未破除。不僅如此,民進黨內部“臺獨”共識在執政八年的政治操作後反而有強化的趨勢。2008年民進黨敗選下臺後,民進黨內部仍有很多政治人物認為民進黨的“臺獨”訴求並沒有問題。所以,他們對國民黨的兩岸開放政策不斷加以杯葛。事實上,在民進黨執政時期,雖然面臨著擴大兩岸交流的壓力,但是民進黨一直沒有放棄逆勢營造敵視大陸、對抗統一之小環境的嘗試。蔡英文出任民進黨主席後,在“臺獨”立場上沒有任何退縮,但是在政策層面上卻不斷營造自己“溫和”的形象,這不過是又一次在選舉利益驅動下的“形象調整”策略而已。(陳星,北京聯合大學臺灣研究院臺港澳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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