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8月15日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説，2010年，他繳納的可納稅收入稅率為17.4%，甚至低於為他工作的20名員工的稅率。最富有的美國人應當繳納更多所得稅，為改善國家的財政狀況作出貢獻。（中國新聞網8月16日）

　　假如奧巴馬聽到巴菲特如此呼籲“向我開炮、向富人加稅”，可能會很感動。因為，力主向富人增稅的奧巴馬與國會共和黨人士交戰已久，至今談不攏。包括剛剛落下帷幕的提高國債上線博弈，共和黨仍然不同意向富人加稅。在這個關鍵時期，巴菲特挺身而出，呼籲向富人加稅，最具説服力，也最能贏得各界響應。在慈善事業上樹立的崇高威信威望，使巴菲特在富豪乃至全社會中享有廣泛盛譽。

　　有人會説，巴菲特是不是故意討好奧巴馬總統，非也！不論是財富還是年齡，他都不需要討好任何人和任何權力。這是巴菲特的一貫作風和思想。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巴菲特作為超級富豪第一個站出來表示，願意拿出100億美元幫助美國政府救市並願意購買股票托市。在剛剛發生的標準普爾下調美國評級後，巴菲特又站出來説，美國的信用是有保證的，如果有4A評級，他願意給美國4A評級。而在稅收上，巴菲特一直力主向富人加稅——他與比爾蓋茨曾經力主增加遺産稅就是一個明證。

　　巴菲特15日在《紐約時報》的文章中的一些話令人深思。該文的標題是《停止嬌慣富豪們》，直接把苗頭對準富豪。“我的朋友和我自己長期以來被對億萬富豪極為友好的美國國會過於寵愛，現在是大家共同為國家作出犧牲的時候了”，“別再寵溺我們這些超級富豪了！當我們這個國家的貧窮和中産階層在阿富汗為國捐軀，我們這些超有錢的人還在享受著稅收優惠。”

　　這番陳辭，同樣值得中國的富豪們反省。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涌現了一大批富豪，備受海內外關注。客觀講，他們給國家作出了貢獻。無論經濟貢獻、帶動就業，還是慈善事業，富豪們都有所建樹。但是，中國的富豪們尚未形成良好的財富文化，除了慈善事業上作為不大之外，這個群體中的不少人還缺少足夠的社會擔當。很少有富豪有勇氣、有境界站出來説富人納稅太少，呼籲增加富人稅賦。而當前中國的現實問題是貧富差距拉大，最需要富人共同為國家作出奉獻和犧牲。

　　巴菲特用具體納稅數據，將自己的納稅額度與自己員工對比後得出結論：“如果你靠錢賺錢，你負擔的稅率可能比我還要低點，但是如果你靠工作賺錢，你的稅率肯定會超過我，而且大部分情況是大大超過我。”巴菲特表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到現在，美國富人的稅賦一直在下降。這是美國經濟逐漸走向的空心化的原因之一，也是美國經濟始終擺脫不了週期性泡沫風險的主要原因。這對中國也是一個警示。

　　當前，我們分配不公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資本在分配中所得過多，而勞動在分配中所得過少。這就導致出現這樣一種情況：在全民平均資本並不高的情況下，一窩蜂用資本進行大肆倒騰和炒作。大部分人放棄腳踏實地的勞動，投資股市、樓市、煤炭、高利貸等資本投機市場，踏踏實實做實業的少了，大量資本從實業逃離，使得實業空心化加劇。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之一，就是利用稅收手段，對資本所得增加稅賦，給勞動所得大幅減稅。

　　有人擔心給富豪和資本增稅會影響投資，造成資本外流。在全球化時代，影響資本流動的並不僅僅是稅賦高低而主要是投資環境如何。比如，完善的法律體系，確保公平競爭的市場機制，高效廉潔的政府部門和工作人員，優美環保的工作自然環境等。這些可能都是中國最為稀缺的，卻也是資本所看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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