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70年來，億萬人民在黨的領導下，揮毫潑墨，繪就壯麗的發展長卷。稅收作為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留下過哪些令人難忘的畫面、哪些重要的經驗和啟示？國家稅務總局離退休幹部局的退休老幹部們為您講述新中國稅收奮進歷程。

　　參與增值稅改革

　　付桂華，66歲，國家稅務總局原流轉稅管理司助理巡視員。

　　1953年，我出生在與朝鮮僅一江之隔的丹東。在新中國的陽光照耀下，我從毛頭女孩兒成長為一名中共黨員，1979年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財政部稅務總局從事稅務工作。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開始嘗試增值稅改革。那時我們對産品的每一個生産銷售環節都是全額徵稅，道道徵稅，不利於企業在國際市場的競爭。

　　為了推進增值稅改革，1980年初，財政部稅務總局選擇廣西柳州的機器機械和農機具行業作為全國增值稅改革的試點，並派出人員到當地調研並進行測算，我有幸成為其中一員。

　　我們去柳州坐了兩天兩夜的火車。當時為了儘早開展工作，趕上什麼票就買什麼票，於是仗著年輕，我們一直坐著到了柳州站。我一下車差點栽在站臺上，因為這兩天吃不下睡不著，腿一軟跪在站臺上就想吐。但那時我們這些年輕人還挺高興的，因為我覺得，剛剛大學畢業，就能參與全國的稅收改革工作，心中充滿了自豪。

　　我們的主要工作是指導企業填寫數據，測算匯總，最終寫成報告。每戶企業要填寫一年的産品銷售和繳稅情況，還有工業原材料的購進（比如機械行業購進的鋼材，消耗的電力等）情況，同時還要計算分攤到每一個産品上的原材料佔多大比重，以此來確定扣除額並制定合理的增值稅稅率。我們在柳州待了兩個月，3月到5月間的柳州已經熱得讓人受不了。那時候沒有空調，我們住的招待所裏只有吊扇，由於空氣濕度大，招待所墻上流出一道道的浮水印。那時候別説電腦，連計算器都沒有，只能用算盤，男同志基本都光著膀子工作，肩頭搭著毛巾，用來擦汗。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柳州的增值稅改革試點工作取得了成功，為日後在全國範圍內推進增值稅改革奠定了基礎。

　　20世紀80年代中期，國家計劃取消布票，調整紡織品價格。國家物價局需要測算紡織品調價後對國家經濟的影響。我作為財政部稅務總局的工作人員被抽調到項目組，主要測算調價後對稅收的影響，幾天之內就要拿出相關報告，要算到每一個省的每一個品種的紡織品的稅收變化情況。工作開始後，物價局給了我一大摞全國數據資料，我根據需要自己設計表格，填寫數據，匯總清算。我住的招待所房間就是我的辦公室，幾個人住一間。我把辦公桌拖到床邊，坐在床上工作，忙到半夜就直接躺下睡覺，有時連臉都來不及洗。當時，吃飯都成了問題，如果我算到半截趕上了開飯時間，就不敢離開辦公桌，生怕數據被碰亂，導致前功盡棄。另外，吃飯至少要半個小時的時間，我實在捨不得耽誤。於是我就讓同屋的同志幫我帶饅頭夾鹹菜回來，等我算完了，湊合吃幾口就行了。就這樣，我幾天都沒有出屋，終於圓滿完成了工作。

　　過往歲月匆匆，所有這些奮鬥的日子，我都備加珍惜。每當我工作上遇到困難，我都不退縮，而是勇於承擔，知難而進。

　　親歷所得稅改革

　　易運和，79歲，國家稅務總局原所得稅管理司巡視員。

　　20世紀60年代，我從學校畢業後由國家統一分配進入當時位於內蒙古包頭的大型軍工企業工作。1985年下半年，我被調入當時的財政部稅務總局工作，開啟了我人生旅途的又一段嶄新時光。

　　20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改革開放全面推進，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這就要求更充分發揮稅收的調控和分配功能，作為主體稅種的所得稅就在這一時期進行了重大改革，我也參與其中。

　　首先是個人收入調節稅法規的制定。1986年初，我調入財政部稅務總局集體企業所得稅處不久，就參與到了起草個人收入調節稅暫行條例施行細則的工作中。為摸清這個稅的稅源狀況，了解基層稅務機關和社會上的建議，我到上海、浙江和江蘇等地調研。由於任務緊急，從稅務總局內部討論到上報財政部批准，只用了半年時間。

　　雖然個人收入調節稅的出臺比較順利，但是在實際的徵管中卻遇到了太多的問題。為此，我們聯合多個部門發文，要求加強個人收入調節稅的代扣代繳工作，這在當時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我們每年還定期組織各稅務局交流工作經驗和探討改進措施，並提出“消滅徵收空白點”的目標，即每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要在規定時間內消滅所轄地（市）、縣和鄉（鎮）的個人收入調節稅的徵收空白點。在當時沒有推行辦稅實名制、個人資訊很難掌握的現實情況下，這些措施比較適用。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私營經濟的發展，制定私營經濟稅收法規和財務會計制度提上了日程。

　　這一工作落到了我所在的集體企業所得稅處頭上。我們一邊奔赴江蘇、浙江和福建等私營經濟發展較快的地區調研，一邊抓緊起草私營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及其施行細則。在不到一年的時間，上述條例草案就完成了起草上報、審定發佈的工作，該條例的施行細則更是在條例發佈後不到半年的時間就發佈了，之後又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裏，相繼制定和發佈私營企業財務管理辦法和私營企業會計制度。

　　私營經濟的發展，無論對增加就業、擴大出口，還是為國家創匯、貢獻財政收入，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能全過程參與制定私營經濟所得稅政策和財務會計制度的工作，對我來説，是千載難逢的機遇，也是報效國家和人民的好機會。

　　為稅收調研奔忙的歲月

　　尤克介，85歲，國家稅務總局原地方稅務司司長。

　　我是江蘇無錫人。1953年赴蘇聯莫斯科財政學院學習，1957年畢業回國後，被分配到財政部稅務總局，從事工商稅收和海洋石油稅收工作。1988年國家稅務總局成立後，我任地方稅務司司長，1996年退休後在中國稅務學會工作，曾兼任兩屆中國財政學會常務理事。我直接參與了1958年、1973年、1994年稅制改革，參與起草工商統一稅條例（草案）、工商稅條例（草案），主持起草了土地增值稅及其他幾個地方稅暫行條例的初稿。

　　1957年我到財政部稅務總局參與工商稅收相關工作。鹽稅原來是由輕工業部徵收的，後來歸到稅務總局來徵收，原來在輕工業部負責徵收的余強同志也調來總局，後來這些工作就由我們兩個人負責。各地的土鹽、海鹽、井鹽和板鹽的徵稅情況，我都去看過。那時候，山東省壽光縣還不是蔬菜基地，那裏都是曬海鹽的，海邊都是鹽灘，喝的井水都是鹹的，很少有外面的人進去。

　　改革開放初期，有個很大的爭論。當時發現沿海有油田，但我們一沒技術二沒人才，開不開發、怎麼開發，石油部門爭論得很厲害。有人認為，找外國人開發是賣國，等於把資源給了外國人，但是不找外國人又開發不了。後來決定還是要對外開放，美國、英國、日本和伊朗的公司都來了。1982年，國務院批准成立中國海洋石油稅務局，後來改名為財政部海洋石油稅務局，我就去了那裏工作。

　　海洋石油稅務局是副司級單位，起初歸財政部領導，部領導親自組織該局系統的組建工作，在上海、天津、湛江和廣州成立了四個分局，廣州分局還在深圳設立了一個徵收處。初期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和外商接洽，談怎麼開發，怎麼分配。當時的主要問題是怎麼繳稅。後來確定了用“分油”的辦法，油開採出來，按多少比例給外方，留下的歸我們，稅收包括在內。過了幾年，我們又徵收了礦區使用費。

　　在開徵新稅種的過程中，我們地方稅司的同志們做了很多調研，包括土地增值稅等。1994年稅改前夕，國務院領導在北戴河開會，我當時就在北京負責起草地方稅的多個暫行條例。

　　從事稅收工作幾十年，我始終銘記黨員身份，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我和總局及各地同事一道，不斷進行調查研究，深入實際，鑽研業務，為祖國的稅收事業貢獻一份微薄之力。

　　寓管理于服務的初衷沒有變

　　蘇曉魯，73歲，國家稅務總局國際稅務司原助理巡視員。

　　自1978年底我國實施對外開放政策以來，涉外（國際）稅收管理也在不斷改進和完善。堅持依法徵稅，遵循國際慣例，服務改革開放，始終是涉外（國際）稅收管理的基本原則。從單獨涉外稅制的執行和管理，到統一稅制下的國際稅收管理，管理的稅種和內容雖不斷變化，但上述基本原則沒有變，寓管理于服務之中的初衷也沒有變。

　　1979年底，財政部稅務總局為了適應改革開放，成立了對外稅政處，職責就是統一協調處理涉外稅收事務。當時，整個財政部稅務總局只有69人，我們這個處人員較少。1980年初，我從交通部公路局系統調入該處，在此一直工作到2007年退休。27年間，我始終在涉外（國際）稅收相關崗位工作。

　　回顧涉外（國際）稅收發展歷程，我認為有幾點工作比較重要。

　　第一，稅收法治思想和稅收法定原則的確立。

　　改革開放後，外資進入中國市場，稅收問題如何解決？這是一個很急迫的問題。當時對國營企業採取的是上繳利潤的形式。對於外商，國家決定採取稅收形式參與外商企業利潤分配。既然採取稅收形式，就必須要有法律依據。涉外稅收從一開始就堅定實行稅收法定原則，有法律的就徵稅，沒有法律根據的就不徵稅，這對於推動中國稅收法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78年改革開放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于1980年公佈了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所得稅法和個人所得稅法，解決了對中外合資企業和個人的徵稅問題。1981年又公佈了外國企業所得稅法，解決了中外合作經營、外商獨資經營企業的所得稅徵收問題。後來，隨著越來越多的外企進入中國，中外合作企業、外資企業和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在稅收待遇、稅率水準、減免稅優惠等方面存在差距。與此同時，國內要求統一稅率、統一稅收優惠的呼聲也越來越高。為解決這些問題，1991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上述兩部企業所得稅法進行合併，制定實施了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

　　我參與這些法律制定的相關工作後，深感在改革開放、吸引外資的過程中，不管情況怎麼變，稅收法定原則不能變。

　　第二，借鑒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和聯合國（UN）稅收協定範本原則，草擬了中國的稅收協定範本草案。

　　改革開放伊始，稅收協定對中國來説是一個新事物。此前，中國只是在如國際輪船運輸協定、國際航空運輸協定等協定、協議中有一些涉及稅收的條款，而沒有單獨的稅收協定。

　　改革開放後，稅收協定避免或消除雙重徵稅、防止逃漏稅的重要作用日益凸顯。

　　要擬定中國的稅收協定範本草案，必須借鑒成熟的國際經驗。OECD範本在20世紀60年代已經形成，主要適用於發達國家，UN範本在20世紀70年代也有了，主要適用於發展中國家。1980年—1983年間，我們把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研究、學習，制定了中國的稅收協定範本草案，以利在稅收協定談判中爭取對間接投資所得降低稅率徵稅和饒讓抵免待遇。1981年，中國與日本首次進行了稅收協定談判並獲得成功，積累了經驗。1983年，中國與日本簽訂了首個對外稅收協定。

　　第三，涉外（國際）稅收管理制度不斷充實完善，創造了許多先例，為稅收徵管提供了經驗和借鑒。例如，在考察了美國、加拿大等發達國家的納稅申報表後，在設計涉外納稅申報表時，我們加入了“誓言”內容，實行誓言制。又如，我們研究制定了涉外稅務檢查規程、審計規程、反避稅規程，統一下發了涉外稅務檢查證。再如，20世紀90年代初，先行研究電腦先進手段在涉外稅收徵管中的應用，開發了反避稅資訊軟體與徵管軟體。

　　第四，借助國際組織合作平臺，不斷提升國際稅收管理合作交流互鑒共治水準。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借助OECD、G20、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上海合作組織等合作平臺和“一帶一路”倡議，積極參與國際稅收改革，促進了改革成果的實施和推廣。

　　稅收徵管 情牽一生

　　王秀，72歲，國家稅務總局原徵收管理司司長。

　　1968年，我從北京市來到山西省大同市插隊。1972年的一天，公社來了兩個招工的人，是大同市財政局的。雖然那個時候還不清楚財政局的工作機制，但我還是先報了名。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訓後，我被分配到較偏遠的口泉第三稅徵處。這之前，大同市稅務局沒有女同志下鄉徵稅搞外勤，我們是第一批下鄉的女稅務專管員。就這樣，在經驗十足的稅務幹部的帶領下，我們不僅去企業查賬徵收，還下鄉徵收賣瓜子兒、賣蠶豆的臨商稅。在外勤工作的不斷歷練下，我成了局裏的業務骨幹，還專門負責過重點稅源——大同水泥廠的徵收管理工作。

　　後來我從口泉分局調到了大同市局的稅政科，那個時候，徵管還和稅政在一起。1987年，我又從大同調到財政部稅務總局徵管處工作。

　　從改革開放後到調回北京的這些年，我明顯感覺到，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稅收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斷加強。

　　在稅收徵管部門，我一幹就是13年。1997年是全國稅務系統加大工作力度，扎紮實實推動稅收工作重心向徵管、向基層轉移並取得可喜進展的一年。也是那一年，徵管司一分為三，稽查局和註冊稅務師管理中心成立。2000年，我調到了資訊中心擔任主任並兼任信息辦常務副主任，繼續為稅收徵管現代化而努力，直到2007年退休。退休後，我依然在關注著稅收事業的變化與發展。傳統徵納交互方式正潛移默化地發生改變，優質、高效、統一的稅收現代化服務體系日漸成型。作為曾經的稅務人，我非常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