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時有媒體報道，一些“村霸”橫行鄉里，甚至盤踞一方作惡，群眾怨聲載道。這一現象，已引起高度重視。今年1月，中紀委第七次全會強調，加大對“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的整治，決不允許其橫行鄉里、欺壓百姓，侵蝕基層政權。1月1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了《關於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積極維護農村和諧穩定的意見》，強調各級檢察機關要堅決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刑事犯罪，突出打擊為“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職務犯罪。3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曹建明在兩會上作報告時再次強調，“突出懲治欺壓百姓、胡作非為的‘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推動完善鄉村治理”。

　　縱觀這些“村霸”不難發現，他們背後都有一定的“靠山”“後臺”，與當地基層政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甚至不少是在職或退職的村幹部。否則，這個“村霸”不可能在一地長期存在、為害一方。因此，在短期內懲治這些“村霸”，當然應該打掉其“保護傘”，為普通群眾伸張正義，維護老百姓的合法權益。但要根治這一鄉村“惡瘤”，還須剷除其存在的社會“土壤”，建構新的鄉村治理機制。

　　這些人之所以能夠稱霸一方，除了與某些基層領導幹部結成“利益聯盟”，背後有這些腐敗官員的撐腰和庇護以外，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有其存在的社會“土壤”。當前，我國農村社會正處於個體化轉型之中，一些農民缺乏有效結合而往往處於孤立無援的狀態之中。面對鄉村公共建設不能形成有效合作，面對公共災害不能進行有效抵抗，面對權利被侵害不能進行有效抗爭。但同時，人作為一個“社會性動物”，又需要一定的社會交往，再嵌入到某種社會關係之中。尤其是農村青壯年勞動力外出務工，留守在家的基本上是老年人、婦女和兒童，無論是生産上還是日常生活上更需要相互合作或外力幫助。對此，如果當地政府不能向這些農民提供有效的社會組織或網路支援，抑或既有的組織不能吸納普通群眾參與其間的話，這些需要再嵌入、再合作的普通農民就很容易基於血緣、親緣或宗教等聯繫建構起一定的親族、家族或宗教等組織，導致一些農村地區宗族勢力抬頭、宗教力量蔓延。問題是，這些民間組織極容易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控制、操縱，成為他們角逐村莊權力，並用攫取的權力謀取自身利益的一種工具。當這些人成為村幹部以後，他們更加善於運用體制性和非體制性資源，鞏固和加強自身的勢力，以致最終成為一個基層治理中的難題。

　　處在基層政權與鄉村社會之間“第三域”的這股力量，一旦缺乏有效規制，勢必“異化”，淪為“村霸”。儘管我國農村普遍實行了村民自治制度，但是絕大多數村莊的民主治理機制並未真正建立起來，村幹部的權力實際上處於無制衡、難約束的狀態。

　　即便某些村莊建立起了一定的民主治理機制（譬如，村務監督委員會等），但在一個個體化社會中也未必能夠起到實質性作用。特別是農村稅費改革之後，除了土地在名義上仍然屬於集體以外，農民跟村莊集體幾乎沒有任何其他的實質性利益關聯，一些村莊的公共事務乏人問津，甚至無人參與，農村公益事業建設少有人關心、熱心。許多村民甚至不知道本村的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是誰，因為沒有利益關聯，他們實際上也不關心誰當村幹部。與此同時，個別地方的基層政府與農民群眾之間的聯繫也越來越弱，就好像政府是一層油一樣浮在水面上，有學者將這種現象稱之為“懸浮型政府”。如今，某些地方的農民除了辦結婚證、準生證等必需的證明以外，幾乎不與政府相往來，也不跟鄉村幹部打交道。這些都為一些“村霸”橫行鄉里提供了極好的社會條件。

　　因此，從根本上治理“村霸”，必須剷除其存在的社會“土壤”。首先，針對個體化農民一盤散沙問題，政府要積極引導農民組織起來。普通農民組織起來，不但可以解決生産和社會上的協作問題，也會對村莊治理形成一種監督、制約作用。其次，要通過社區營造，重新構建生活共同體，培育農民的公共精神和集體意識，使越來越多的農民關心村莊公共事務、參與村莊的公共治理。同時，在基層政府與農民之間應探索建立制度性聯繫。良好的社會治理，離不開政社之間的良性互動。當前最緊要的是，在基層政府和群眾之間需構建制度化的溝通—互動機制，實現農村社會的網路化治理。譬如，探索構建群眾利益表達—協調—保護機制、群眾民主參與機制，搭建公共合作平臺，等等。通過這些努力，既可以及時有效地吸納農民的利益訴求，讓農民能夠有序地參與到自己社區公共事務的管理中來，又可以非常有效地把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落實到農村社會，轉化為農民的自覺行動；既能激發社會活力，又能保持社會和諧。總而言之，這些社會建設和社會治理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政府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作者：吳理財

　　來源：學習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