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一代人，從小生活在崇拜英雄的年代；長征的英雄，就是我們最崇拜的英雄。那時，我們看的最多的電影，就是《萬水千山》，讀的最多的書籍，就是《紅旗飄飄》。毛澤東的《七律長征》，我們吟誦了幾十年；“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在我們耳畔迴響了幾十年。做長征式的英雄，是我們這代人當時的崇高理想；重走長征路，是我從小萌生的最大渴望。那時，沒有條件，我就憑藉想像，用童心去走，用少年的心去走，用青年的心去走；後來，有了一定的條件，我就利用一切機會，實地的去“走”（當然是分次的、乘車的）。

　　也許是年齡的增長，也許是實地的體驗，我發現，長征遠沒有想像中的那樣“簡單”那樣“美好”，更多的是一種“複雜”一種“艱難”。後來，更是因為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增加，我認識到這種複雜與簡單、艱難與美好的辯證關係。沒有艱難，哪來美好？物質生活的艱難，可以産生精神境界的美好！

　　十多年前，我踏訪草地。在海拔3500多米的高原上，我坐在三菱吉普車裏還得吸氧，可當年的紅軍戰士，沒有糧食，沒有衣物，在沼澤泥潭中，還要背著輜重，稍有不慎就會造成“滅頂”之災。這些草地中，至今還有人的頭骨，很可能就是當年紅軍戰士的……

　　這只是長征的“滄海一粟”。長征之所以“複雜”、“艱難”，是因為實際的長征遠比文字的表述更為波瀾壯闊，也更加可歌可泣。30多年來，我幾乎走遍了長征所有的重要事件發生地，並進而考證出，長征不僅是紅一、二、四方面軍和紅二十五軍的長征，更是在“九一八”事變後，為了實現北上抗日、反圍剿、擴大革命根據地、打通國際通道這四個目標，十一支隊伍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所開展的長途征戰，包括由紅七軍團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隊；中央紅軍也就是紅一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二方面軍；紅二十五軍；東征軍也就是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也應當包括1932年撤出鄂豫皖開闢川陜根據地的紅四方面軍；1932年撤出湘鄂西根據地開闢湘鄂川黔蘇區的紅三軍；1934年撤出湘贛根據地同紅三軍會師並鞏固擴大湘鄂川蘇區的紅六軍團；以及西方野戰軍和西路軍。

　　長征的“複雜”、“艱難”，不僅是戰勝惡劣的自然條件、衝破國民黨的圍追堵截，還有在最艱苦的條件下，與黨內錯誤路線、思想和行為做鬥爭，還有教育説服少數民族群眾和地方群眾，還有克服自身的裝備和給養的嚴重不足，他們同時迎戰著思想、政治、軍事、經濟、自然、民族民眾工作等各個方面的挑戰。長征是中國革命在多重逆境中實現的偉大轉折！長征之後，中國革命就勢不可擋。

　　在極其艱難的物質條件下，紅軍靠什麼取得長征的勝利？靠的是精神，靠的是境界。我實地考察時在夾金山腳下看到一張照片，是一、四方面軍在翻越雪山後舉行聯歡會的照片，照片上的李伯釗，也就是楊尚昆的夫人，正在表演蘇聯海軍舞。當時李伯釗在蘇聯被取消了黨籍，長征時正背著處分，但照片上的她卻是那樣的樂觀、那樣的活躍。紅四方面軍在翻越黨嶺山時，凍死了幾千人。爬過雪山後，朱德提議開一個運動會，以鼓舞士氣，爬過數座雪山的許世友，在運動會上竟拿了一個項目的“冠軍”。

　　人活著，總是要有一點精神的！30多年重走長征路，我不僅從歷史學的角度品讀長征作為中國革命偉大轉折的歷史功績：長征讓全黨認清了教條主義的危害，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初具雛形，為強大的人民軍隊奠定根基，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提升了中共在國際共運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經過長征的千錘百煉，“堅定的信念、頑強的意志、嚴格的紀律、不怕犧牲的精神、尊重實際的作風、眾志成城的凝聚力”，作為偉大的長征精神，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項重要的非物質文化遺産。不管是老人還是年輕人，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不管是創業者還是守護者，只要是在為理想而奮鬥的途中遭遇了挫折和不利，都可以向長征精神借取力量和智慧。長征精神歷久彌新。

　　“這個地方只有野牛和紅軍能通過。”這是一位以色列退伍軍官在一篇記錄他與張愛萍將軍女兒重尋長征記憶的文章中所寫的一句話。張愛萍將軍生前對他的女兒説，過了瀘定橋後不久，他們經過了長征途中最困難的地方。當時紅軍在樹林中迷了路，陷進一片爛泥塘中，又無法辨認方向，包括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所有紅軍官兵夜裏下半身站在泥塘裏，上半身靠在樹上，站著打個盹，但他不記得這個地方的確切名字，只隱約記得是在過了瀘定橋後。後來，張愛萍的女兒和那位以色列退伍軍官一起把那個地方找到了，那個地方叫泡桐崗。儘管重訪前他們做了大量功課，但實際踏訪，使這位以色列退伍軍官依然感慨萬千，寫下了那句話。

　　在外國人眼中，長征精神包含著“追求人類美好生活”、“抵禦外敵入侵”、“挑戰人類生理極限”等含義。而在我的心中，長征的意義何止於此？今天，我們的物質生活與長征時比，可以説是天壤之別；我們的精神生活與長征時比，是否能夠這樣説呢？我們的GDP已經世界第二，我們的精神GDP何時世界第一？我認為，在紀念紅軍長征80週年的時候，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應捫心自問，併為之盡責！（唐雙寧 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光大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