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的范立欣30歲出頭、高高瘦瘦、相貌俊朗，像演員勝過像導演，更與紀錄片導演“塵滿面、鬢如霜”的大眾印象略有出入。這位年輕導演，以處女作《歸途列車》——講述四川一對農民工夫婦三年春運回家之路的紀錄片，一舉斬獲美國導演工會獎、洛杉磯影評人大獎等30余個世界性獎項。

　　10月2日，《歸途列車》又獲得第33屆艾美獎最佳紀錄片和最佳長篇商業報道兩項大獎。與此同時，他與加拿大同行合拍的講述四川山區孩子與他們的拳擊教練的紀錄片《千錘百煉》，也出現在剛剛公佈的第49屆臺灣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提名名單中。

　　范立欣第一次參與紀錄片製作，身份是剪輯師。2002年，他帶著一部反映中國艾滋病家庭的紀錄片，到了美國聖丹斯電影節。首次電影節之行，范立欣走得頗為“奇幻”：7天的電影節，他和夥伴最忙碌的事情就是到處找中餐館吃飯。因為沒有錢，就到處蹭聚會，還誤入過同性戀的聚會；為了顯得更正式些，他坐了40分鍾大巴，找了一家像物美超市一樣的商店買了身西裝，結果等到上臺發言時，卻發現大家都穿得很隨意……

　　2009年，《歸途列車》入圍聖丹斯電影節。聽到這個消息，范立欣的眼淚刷地就下來了：“這一刻，我等了將近7年。”

　　從電影節上的新人，到以紀錄片享譽國際，這一路范立欣走得很辛苦。他希望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紀錄片常態生存的路，像“歸途列車”一樣通往可以抵達的目的地。

　　製片人、平臺、投資方，一個都不能少

　　范立欣永遠記得大二時候的女朋友的夢想——做一個麥當勞門店的經理。“她在麥當勞打工，説他們的經理特別了不起，做過店裏所有的職位，從掃廁所、擦桌子，到炸薯條、點餐，細緻到廁所裏每種洗滌劑要噴幾遍都有教程，只有把每個工種都做好才能參加經理的選拔。”范立欣説，“我聽進去了她的話——真想把一個事情做到極致，就要了解它內部所有的環節。”

　　2006年11月，范立欣為自己的第一部紀錄片《歸途列車》打開鏡頭，和國內大部分紀錄片導演一樣，他得自籌資金，於是自掏腰包10多萬元，又借了20多萬元；為了省工錢，攝影師是他同事，錄音師是他哥哥。即便如此，到2007年底還是彈盡糧絕。

　　因為沒有一個很強的製片公司做後盾，范立欣在那年的廣州紀錄片電影節上沒能得到國外投資方的青睞。幸運的是，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的一位中層幹部個人出借給他15萬元。靠著這筆錢，劇組才得以拍出樣片。

　　可是，如果沒有這個人呢？中國的紀錄片怎樣才能解決“錢”的問題？

　　范立欣説：“國內很多導演會執拗地把自己定義為一個‘獨立精神的作者’，沒有主動進入産業進程的想法，但我會努力學習産業化的操作。”製片人、平臺、投資方，范立欣覺得這三者缺一不可。

　　導演需要價值、視角、故事，製片人需要的則是眼界和專業，包括對産業的國際化運作和法律、經營等方面的了解。“idea（想法）是導演的，但需要製片人去找錢，來實現idea。製片人和導演的關係就像婚姻，必須相互尊敬、完全坦誠。”范立欣説。

　　2008年，范立欣帶著《歸途列車》的3分鐘樣片給加拿大的製片人米勒看，得到認可後與其正式簽約。之後，“找錢”和其他後勤的活兒就歸了米勒，但隨之而來的就是版權問題——一般由製片人控制——這也是大部分中國導演的糾結所在。

　　范立欣説：“很多中國紀錄片導演覺得精神是無價的，但我覺得它必須要有一個有價的載體來實現。導演實現夢想，製片人獲利，雙方各取所需。況且，製片人和投資方都不能干涉導演的剪輯權。”

　　米勒帶著樣片輾轉全球各類電影節、影展，順利拿到了來自HotDocs電影基金、聖丹斯電影基金、全球公共電視臺等投資方的100萬美元支援。電影節就是“兜售”紀錄片的良好平臺，但中國的紀錄片電影節太少了——只有廣州的紀錄片電影節，另外就是四川金熊貓電視節和上海電視節中的紀錄片環節。

　　在國外，除了各類基金會，電視臺等播出商也是重要的投資方之一，但在中國沒有這樣的扶持體系。范立欣對此十分擔憂，“如果中國的播出商不給力，中國的製片公司找不到國內播出商，就只能讓外國的製片公司來雇用我們。如果我們永遠受雇于別人，就失去了國際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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