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歲小女孩數度報警，救回一心尋死的母親，直到母親終於強制就醫，小女孩晚上終能好好睡一覺了。對於這個發生在臺灣的真實故事，臺灣《聯合報》7日發表社論指出：對照母親的脆弱，以及為搶救人命左支右絀的多個社會部門，小女孩竟是這場搶救人命大作戰中的勇者與主角；大人、臺灣當局的表現較之盡皆不如，也揭示了臺灣自殺防治體系的弊端。
社論摘錄如下：
這次搶救母命大作戰，不啻是對臺灣自殺防治體系的一次實境抽考，結果卻令人心驚。自殺通報、評估、照護的各環節，表現均荒腔走板；各項基本動作，從警消、到醫療單位對自殺傾向的敏感度與後續通報、個案管理，都有改進必要。
女童母親四度獲救時説：“單親家庭的重擔，我一個人扛不起。”挽救高風險家庭、搶救人命，其實從來不是某一單位介入就能奏效。每一個跌落谷底的生命，都是多重因素造成，債務、失業、失婚、家庭失和、久病、精神疾患，導致對未來失去盼望，樣樣都不容易，無法單靠臺灣當局機器末端的社工介入，就能解開當事者的人生死結。
臺灣近年連續多樁攜子自殺的悲劇“操練”下來，部分輿論動輒批評“冷血社工”、“失職”，讓職小權輕、負荷重的社政部門做了不完美體制的代罪羔羊。一個多月前，與母親共赴黃泉的“小小曹”一再示警求援，當時社工卻未能及時訪視、搶救，致飽受指責；殷鑒不遠，此次，女童報案救母，讓社政系統卯足全力，補助、訪視、安置，甚至在蕭母送醫之後採取“人盯人”策略，以公幣為一心尋死的媽媽請了看護，寸步不離，就怕自殺成功，個案又死在自己手上。
但是，“自殺防治”是何等大事，著重的是嚴密完善、適用各種狀況的標準作業流程；而不是為個案特別量身打造的臨時措施，再加上各前線單位人員未具備自殺意念篩檢的敏感度、執行不到位，悲劇重演的風險可想而知。
舉例來説，在此次案例中，蕭小妹第一次通報110，警察到宅澆熄木炭後，竟然未依“精神衛生法”第三十二條規定，警消發現病人有傷人或自傷之虞，就應立即送醫，反而“苦口婆心勸説”後旋即離開；難怪3小時後，小女孩又報警“我媽媽又去買了一包木炭”。此次，終於強制送醫之後，竟然當天就能出院，報載原因竟是案主不肯開口，無法評估！若要案主開口，才有能耐評估是否有自殺之虞，不免令人質疑其專業能力。進而造成蕭母后來三度、四度自殺未遂，所有人員疲於奔命，這情節也就不足為奇。
再者，在以針劑緊急降低自殺衝動、以約束衣制止行為、以安全室避免自傷等現代醫學處置之外，還須動用非專業人力看守病人，也算是臺灣自殺防治系統中的奇聞了。
由不幸與母俱亡的“小小曹”到機警救母的蕭小妹，在在呈現臺灣當局面對高風險家庭、自殺防治的運作失靈。這是臺灣當局失能的典型病徵：必須跨部會、跨單位整合、協調、執行的事務，一定缺乏橫向聯繫；本該置於施政優先的照顧弱勢政策，總是缺錢少人沒資源；理應強化末端執行能力的，總是肥了上游專家，例如自殺防治資源分配，多少是花在次級資料分析、研討會、外出考察，而非訓練最基層的執行者如教師、警員、里長，加強臺灣當局末梢人員的自殺防治能力？
自殺已是臺灣社會大患，連續十三年進入島內民眾十大死因之列；自殺死亡率已達十萬分之十七點九，早超過“世界衛生組織”認定自殺死亡率偏高的標準。先進國家或地區多半以“自殺防治法”全方位解決自殺問題，但臺灣至今沒有一部“專法”協調諸多事務，自殺防治體系建立在“精神衛生法”中一條法令的薄弱基礎上；連至關重要的自殺通報責任，至今仍缺乏“法源”依據，導致曾有社工盡責通報自殺個案，反被控泄漏隱私，要求民事賠償。
曾有學者提出如此立論：每一個自殺死亡案件背後，有二十個自殺獲救的個案，及一百個曾動念自殺的人。搶救生命是沉重、艱巨的任務，卻是臺當局無可回避的責任。就從給人民一部“自殺防治法”展現決心吧。
[責任編輯：栗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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