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8月26日電 從理論和實踐來看，國家戰略中經濟與安全相互融合的關係越來越得到重視。在日本國家戰略轉變過程中，以往受到重視的經濟與安全的關係似乎在發生變化。依靠軍事力量成為國際政治大國的方式，成為近年來日本國家戰略調整的主流方向。從經濟手段與軍事手段相互補充、經濟力與軍事力相互轉化的關係來看，日本國家戰略轉變中繼續對“吉田路線”和綜合安全路徑進行改進及拓展，以及拋棄“吉田路線”而選擇軍事安全路線的兩種具體表現,看似矛盾卻存在內在同一性。日本國家戰略轉變中的經濟與安全關係的變化，既有國際秩序變化等共性的原因，也有政策制定者對戰略環境的判斷以及國際經濟競爭中地位下降等日本自身的原因。

　　日本不斷強化國家戰略轉變中經濟與安全的融合

　　廣義的國家經濟安全，包括“安全領域內的經濟範疇”和“經濟領域內的安全範疇”，本文所研究的國家戰略中經濟與安全的關係主要涉及“安全領域內的經濟範疇”。這個範疇內的主要內容涉及在實現國家戰略中經濟手段與軍事手段的相互替代、補充或加強的關係，即關注經濟措施和經濟政策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如何利用經濟手段來達到國家安全的目的。事實上，當經濟手段被用於達到國家安全目的時，它就與軍事手段有了可比性。

　　20世紀50年代初，日本確立了以“重經濟、輕武裝”為核心思想的“吉田路線”，充分發揮經濟因素在國家安全中的作用，較早地在國家戰略中做到了經濟與安全的融合。冷戰後，日本在強化“正常國家”化或“政治大國”化戰略過程中，隨著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調整甚至轉變實現國家戰略的途徑和手段，其突出表現就是經濟與安全關係的表現形式發生了變化。以往日本較習慣和擅長使用的以經濟手段為主來保障國家安全的綜合安全路線正在被改變，軍事手段正在被強化。

　　政治安全戰略的轉型，是冷戰後日本國家戰略轉變的突出表現。在日美同盟保護下，以往日本自身在維護國家安全上更多使用非軍事手段尤其是經濟手段的情況在發生變化，即日本國家戰略中經濟與安全關係的表現在變化。大體來看，這種變化表現在看似相互矛盾的兩個方面：一是繼續對“吉田路線”和綜合安全路徑進行改進和拓展；二是拋棄“吉田路線”和綜合安全觀，選擇軍事安全路線。這兩種表現實際上涉及經濟與安全、軍事與安全、經濟與軍事的三種關係。由於在日本國家安全戰略中體現出軍事手段與經濟手段相互補充、經濟力與軍事力相互轉化的關係，所以，經濟、軍事各自與安全的關係並不是替代或者矛盾的，日本國家戰略轉變中經濟與安全關係變化的兩種表現存在內在的同一性。也就是説，即使在目前日本越來越呈現出通過強化軍事力來維護國家安全乃至實現政治大國的傾向，也不能證明經濟與安全的關係被淡化或分離。從冷戰後國際秩序變化等普遍共性的原因、日本的政策制定者對戰略環境的判斷和日本國際競爭地位下降等原因來看，在日本國家戰略轉變中經濟與安全的融合還是在不斷強化，只是表現形式出現了變化。

　　中國應該如何應對日本的國家戰略變化

　　冷戰後日本國家戰略轉變中經濟與安全關係的變化，至少給我們帶來了三個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日本在擁有強大經濟實力基礎上，還要強化軍事實力，是否符合時代發展邏輯?日本通過強化軍事來實現國家戰略目標的路徑選擇是否可行?中國應該如何應對日本的這些變化?

　　第一，冷戰後，正常國家在擁有強大經濟實力基礎上還要發展軍事力，尋求均衡地運用經濟因素（包括經濟力和經濟手段）和軍事因素（包括軍事力和軍事手段）來維護國家安全是符合邏輯的，但對日本來説卻未必如此。隨著國際秩序的變化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除了軍事、政治等傳統安全問題以外，金融和經濟危機、跨國犯罪、恐怖襲擊、生態環境惡化等非傳統安全問題，日益成為國家乃至國際安全的重大威脅。面對這些非傳統安全問題，軍事因素的局限性越發突出。資訊技術進步促進了貿易、投資尤其是金融市場的全球化，國家實力日益以無形的經濟力體現出來，可以與軍事力相媲美，甚至在某種程度可以超過軍事實力。這説明，國家和公民的現實安全日益在更大程度上由經濟活力和經濟競爭力所決定。所以，以美國為代表的軍事大國開始重視經濟因素在維護國家安全中的作用。

　　考慮到戰爭可能産生的破壞程度，無論是傳統軍事大國強調經濟因素的作用，還是新興經濟強國進一步尋求軍事力的提升，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這也不能説明當前日本強化軍事的做法符合邏輯。日本作為一個曾經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在沒有對當年罪行深刻反省和認罪且具備相對充分的自衛能力的前提下，打著“積極和平主義”的旗號，極力突破對發動戰爭的各種制度約束，發展主動進攻的軍事能力，這顯然不符合邏輯。日本的這些做法，到底是為了維護自身安全，還是威脅其他國家乃至國際的安全?事實證明，日本在軍事上的這些做法既不必然地符合其國家利益，也會因為招致其他國家日益提高警惕性而不利於改善國家間關係。

　　第二，從自身國情和外部條件來看，通過強化軍事來實現國家戰略的做法未必行得通。目前，從安倍政府的做法來看，似乎是一意孤行地從制度和能力建設上發展進攻型軍事的傾向日益明顯。那麼，這種做法行得通嗎?

　　從日本自身國情來看，首先，長期經濟不景氣和財政赤字等問題嚴重地制約著日本的軍事發展。增強軍事，需要巨大的財政投入，這無疑會使多年居高不下的財政赤字雪上加霜。當前，日本面臨的真正威脅不是來自軍事因素，而是源於經濟因素，即由於經濟衰退産生的不良影響。其次，日本的主流“政治—軍事”文化（反軍國主義文化）會約束和矯正軍事發展的程度和方向。二戰後嵌入到日本社會當中的反軍國主義文化，規定了日本的國家特性，即避免直接捲入戰爭並把自衛隊的作用限制在非作戰方面。隨著新出現的國內和國際壓力，日本外交和防衛政策的變化已經偏離了這個“原點”，但在反軍國主義文化上的完全轉變還不明顯。這是因為，雖然“政治—軍事”文化較容易受到社會、經濟和政治壓力的影響，但是在沒有對核心信仰、價值徹底失去信任或者整個社會沒有承受巨大壓力的情況下，文化不可能發生劇烈或完全的轉變。當重要的新政策違背主流認可的規範和價值時，一定會遭到民眾特別激烈的反抗。例如，日本各界紛紛以不同形式抗議安倍修改憲法、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等行為，由此也導致安倍內閣支援率下降。

　　從外部條件來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也會監管著日本的軍事發展。儘管美國對日本施加壓力，希望其在雙邊安全安排上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但美國也要確保日本的行為不會動搖均衡狀態或加劇地區緊張關係。2014年4月，當安倍表達出渴望日本具有發射導彈攻擊敵對國家的能力時，美國卻在不同場合表示不能完全支援日本在即將修訂的雙邊防衛指針中提出這個問題。

　　第三，中國應重視經濟因素，應對日本的變化。前面提到日本國家戰略轉型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日本實現國家戰略目標和任務的手段、路徑的改變也主要是針對中國。既然在日本國家戰略轉變中經濟與安全仍然存在著緊密融合的關係，那麼，中國也不要只從政治、軍事方面應對日本的變化，還要充分重視經濟因素的作用和影響。

　　首先，從經濟入手來影響日本國家戰略的轉變。從內外壓力來看，日本選擇重新提升經濟實力，繼續走“吉田路線”才是最佳選擇。雖然日本具備一定程度地把財富快速轉換成軍事實力的能力，但從其長期習慣於更依賴經濟實力來維護國家安全的做法來看，在日美同盟仍然穩固的前提下，日本民眾不願意看到國家走上軍備競賽的道路。同時，中國也具有把財富快速轉換成軍事實力的能力，日本同中國進行軍備競賽未必有穩贏的把握。一方面，中國在對日經濟關係中要注意增強而不是打擊日本繼續用經濟實力維護國家安全的信心；另一方面，中國繼續提升把經濟實力轉換成軍事實力的能力，通過這種能力（而不是軍事實力本身）的展示給日本施加足夠的壓力，削弱日本用提升軍事實力來維護國家安全的信心。

　　其次，客觀認識和巧妙利用經濟手段。因經濟手段日益乏力而向其他手段擴展，並不意味著日本願意和能夠對華實施強硬的制衡行為。這是因為，一方面，在日本對華經濟依賴程度提高的情況下，日本政府受國內政治限制，在防衛動員、強化同盟和履行安全承諾的能力上都大打折扣，難以對華做出強有力的制衡舉措。另一方面，中國可以發出善意的“信號”和採用利益“誘導”等經濟手段來減少日本對華制衡的可能性，或減弱日本對華制衡的強度。同時，還要注意到，具有一定隱蔽性的經濟手段仍然是日本對華戰略的主要選擇。在密切關注日本對華政策中政治上“右傾”和軍事上逐漸強硬的變化的同時，不要忽視日本對華經濟手段的作用。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人民網國際頻道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