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若愚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室

　　5月1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結束了為期3天的訪華行程離開北京。岸田此次到訪是 2011年11月當時的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訪華以來日本外相首次正式訪華，因而備受外界關注。岸田文雄在北京期間不僅與王毅外長舉行了會談，還受到了分管外交工作的國務委員楊潔篪同志及李克強總理的接見。可以説中方這次給予岸田外相的禮遇是非常高的，這也反映了中方對於改善兩國關係的誠意。

　　遠道而來的岸田外相帶來的禮物則引發了許多中國民眾的熱議，岸田表示：“為進一步擴大中日兩國間人員的交流，日本將放寬中國人赴日簽證條件。”具體來講就是，“針對商務人士和文化人的多次往返簽證，有效期限將從現有的最長五年延長至十年。此外，將針對中國教育部直屬的75所大學的大學生、研究生，簡化單次赴日簽證的手續。”日方放寬對中國人赴日簽證條件無疑可以被視為日方向中方釋放善意的信號，但這種善意並非孤立的存在，我們要將其還原到整個日本外交的大背景下進行分析，才能理解其中蘊含的真意。

　　早在4月25日，即岸田文雄訪華消息公佈兩天前，岸田外相在讀賣國際經濟懇談話會上專門做了題為《新時代的中日關係》的演講，日本國駐華使館網站也在第一時間就公佈了這次講話的中文講稿。如此造勢，日方對岸田訪華的準備之週密可見一斑。而這篇講話，也可以被視為岸田對訪華過程中所奉行基本立場的一份宣言。

　　在講話中，岸田文雄首先提出希望“建立符合新時代的日中關係”這一宏偉構想。但對於具體如何實施，岸田在片面強調了本國所做的“付出”之後，話鋒一轉説到：“當然，單方面的努力不能推動兩國關係發展。希望中方也務必積極合作”，有意無意地把球踢到了中方腳下。對於中日關係的走向，岸田也做了三點展望：第一，擴大合作；第二，應對課題與令人擔憂的事；第三，要培育國民間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

　　關於如何“培育國民間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岸田提出的方法就是希望繼續推動中國遊客訪日。他本人也不諱言，“赴日中國人的增多直接為日本經濟帶來益處，受到了日本各地的歡迎。”可以認為，安倍政權本身也清楚其在東海、南海問題上的錯誤立場很難令中方滿意，但在經濟層面日本又需要與中國合作，岸田的路線實際上就是想營造一種“政經分離”的氣氛，力爭在中日兩國出現政治分歧時通過“政冷經熱”來滿足日方在中日關係中的利益訴求。

　　岸田文雄是安倍晉三的親信，自安倍的第二次任期開始，就一直擔任日本外相一職，因此他也是安倍上臺後中日關係持續冷淡的責任者之一。自安倍第二次執政以來，日方的各種小動作嚴重損害了中日關係，但需要明確的是，這絕不意味著岸田文雄甚至安倍晉三是中日關係的蓄意破壞者，中日關係受損是右傾政治理念在日本抬頭的必然結果。比如安倍晉三在4月21日向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供奉了貢品，這種動向與通過岸田訪華來改善中日關係的目標南轅北轍，如此大相徑庭的做法似乎令人匪夷所思。但只要了解安倍所長期堅持的右翼史觀，就會明白安倍看似“自相矛盾”的行為並不偶然。作為日本首相和外相，安倍與岸田想必十分清楚搞好中日關係對本國的益處，這也是岸田訪華的根本目的。但由於安倍奉行的右傾立場，日本的實際政策就必然會與改善中日關係的大目標間産生一種難以調和的結構性矛盾。

　　對於日方在中日關係中的角色，王毅外長做過一個很形象的比喻，“日本政府和領導人，一方面不斷地聲稱要改善中日關係，一方面又不斷到處給中國找麻煩。這實際上是一種典型的‘雙面人’做法”。岸田文雄此次訪華固然體現了日方對改善兩國關係的意願，但是日方之前在東海和南海問題上的態度仍令人擔憂。修改安保法是安倍晉三引以為豪的重要政治資本，日本在東海和南海問題上的許多做法都與之息息相關，對於日本能否在此問題上“迷途知返”，中方的疑慮恐怕還未被消除。因此王毅外長才會在高規格接待了岸田外相同時，就如何切實改善中日關係向日方提出了四點要求，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上放棄對抗心態，與中方共同致力於地區和平、穩定與繁榮”。

　　筆者認為，這次岸田文雄外相訪華無疑是抱有相當誠意的，但只要安倍政權的右傾執政理念不變，作為中日關係破壞者的“雙面人”就未必會銷聲匿跡退出政治舞臺。岸田文雄在結束訪華行程後將繼續出訪泰國、緬甸、寮國和越南等東盟4國，這其中不乏南海問題的涉事國。日方能否表裏如一，用實際行動來維護中日關係的火種，中國人民拭目以待，國際社會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