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日理萬機的大國最高領導人而言，其任內不可能走遍世界每一個國家，因此出訪的每一個地方都是精挑細選，仔細研究討論後才選定，落實國家總體外交任務和戰略目標。根據外交慣例，領導人就任後的首訪、卸任前的最後一次出訪、每年度的首次出訪尤其具有特殊意義，被視作信號釋放，國際社會甚至放大解讀。習主席2016年的首訪定為沙特、埃及和伊朗等三個中東國家，旨在落實推進“一帶一路”，傳承中國與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傳統友誼。

　　中東最近有點亂

　　如果説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中東地區的最熱點主要表現為伊拉克戰爭和巴以問題，2010年到2012年為阿拉伯之春革命，2013年至今則為敘利亞內戰和IS崛起。自俄羅斯2015年9月30日開始軍事介入敘利亞事務，空襲敘境內的反政府目標，到12月15日沙特組建一個由34國組成的伊斯蘭軍事反恐聯盟，再到2016年1月3日沙特宣佈與伊朗斷交。近半年來，中東地區已取代烏克蘭，成為當前國際社會的最大焦點。可以説，當前的中東處於過去幾十年積攢下來的地區內外矛盾集中大爆發期，宗教（什葉派與遜尼派）、地緣（有改變現有邊界狀態的趨勢）、大國關係（美、歐、俄）、巴以問題、阿拉伯之春革命的後續處理、敘利亞內戰、反恐、國際石油市場等多種因素疊加，使得局勢異常複雜。

　　各方均想借機謀利，戰略意圖非常明顯。俄羅斯希望在中東壯大什葉派勢力，將伊朗、敘利亞、庫爾德人地區，以及黎巴嫩、葉門等整合，借助傳統盟友擴大在中東影響力，牽制美西方，並爭取西方早日解除因烏克蘭事件而對其實施的制裁。美國的主導思想則是“趁亂取利”，即媒體常説的“可控混亂”，利用地區動蕩，削弱各方力量，既消耗並拖住俄羅斯，讓其兩線作戰（中東和烏克蘭），加重經濟負擔，又支援IS消耗伊朗。歐洲總體持觀望態度，有限介入，伺機而動。巴黎恐襲事件後，執政當局一方面擺出加大打擊IS的架勢以安撫民眾，一方面又雷聲大雨點小，對真正實質性進入中東小心翼翼。相當於將中東事務“全權交給美俄兩國處理”，自己只需“靜候佳音”。

　　各方均高舉反恐大旗的局面，讓IS事實上成為各方共同擁有的王牌，相當於給予IS“護身符”。據IS官網報道，自2014年8月8日至2016年1月1日，國際社會對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的IS目標共出動各類型飛機（不含無人機）6.33萬架次，實際實施轟炸僅9442次，其中美軍行動主要在伊拉克地區，其他各國在敘利亞境內。各國轟炸花費約為59億美元，平均每小時46萬美元，空襲費用約佔各國打擊IS軍費支出的一半。當前IS實際有效控制面積由2015年1月的9.15萬平方公里，到7月8.3萬平方公里，到12月底的7.8萬平方公里（與捷克的面積相當），即一年內控制區面積減少1.3萬平方公里，主要是敘利亞和伊拉克境內的庫爾德人地區。這説明，空襲的最大受害者是伊拉克，最大受益者是庫爾德人，IS僅受皮肉之苦，未傷筋動骨，組織架構和相關制度依然完整並有效運作。

　　年度首訪意在實幹，並非冒險

　　習主席就任國家主席後，2013年首次出訪的對像是俄羅斯、2014年是俄羅斯索契冬奧會、2015年是巴基斯坦，都是中國全方位的戰略夥伴。2016年之所以選擇伊朗、沙特和埃及這三個中東國家，體現出習主席“親誠惠容”、“外交由被動應對向積極引導轉化”、“有所為有所不為”、“介入但不陷入”、“探索全球治理新理論和模式”等一系列外交理念的風格。

　　今年1月16日，新華社授權播發《中國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雖然這是中國政府制訂的首份對阿拉伯國家政策文件，但發佈針對某地區的政策文件並不鮮見。中國曾于2003年10月發表《對歐盟政策文件》、2006年1月發表《對非洲政策文件》、2008年11月發佈《中國政府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2015年12月發佈第二份《中國對非洲政策文件》。此次文件發佈的意義在於，這是首次在領導人出訪前夕發佈針對出訪對象的政策文件，何況是當前棘手問題最多的最熱點地區。這種在出訪前便亮明基本態度和立場，既作為訪問行程商談的內容，又作為檢驗訪問成果的標準之一的做法，在中國外交歷史上可謂罕見。

　　鋻於當前中國在中東地區的人脈、情報和傳統影響等資源條件，外界所言的“中國要調停沙特和伊朗矛盾”、“中國不甘心在中東只當配角”、“中國在冒險”等觀點有誇大成分。從出訪對象選擇到政策文件發佈可以看出，此次訪問注重實幹，至少有以下兩點深意：

　　一是探索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和模式。中東問題不是簡單的反恐問題，需從全球治理的高度，遵循正確的義利觀，通過協商與和平手段，平衡好各方利益，為此需要尊重國家主權，支援各國通過自身憲政體系等合法途徑解決本國事務，讚賞各國自主選擇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的權利，共同維護聯合國權威等。

　　二是集中精力謀發展，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東是古代絲綢之路的發源地，是現代“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交匯地和關鍵節點。“一帶一路”不僅能夠深化中國與當地各國的友誼與合作，其意義還在於，推動中東各國擱置宗教和地緣等爭議，將注意力由宗教和政治轉向經濟發展與地區合作，通過促進區域繁榮和改善民生，降低地區矛盾，維護地區穩定。在當前國際環境下，軍事和政治爭奪只能加重矛盾，發展才是解決中東問題的根本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