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衝突８月１日進入第２５天，終於在聯合國再次要求下，雙方同意７２小時人道主義停火。這次衝突共造成１４００多名巴勒斯坦人和６４名以色列人喪生，加沙兒童死亡人數超過３００。

　　以色列聲稱，哈馬斯一直磨刀霍霍，自己是被迫捲入這場衝突的，以色列有權自衛反擊。而哈馬斯則宣稱發動火箭襲擊是正當的，是武裝反抗以色列對巴勒斯坦土地的佔領，是抗議以色列對加沙地帶長達８年的封鎖。以色列指責哈馬斯的人盾戰術，哈馬斯則會辯解説，面對以色列現代化軍隊，混雜在居民區裏的地道和火箭彈是用於對抗的僅有手段。雙方所言似乎都有道理。

　　無論無何，停火是雙方唯一選項，問題是何時停火？圍繞停火條款的博弈已經展開，同時暴露了國際斡旋節奏紊亂、美巴關係失調以及巴以內部聲音不一致等種種問題與矛盾。一個理性問題是：停火是衝突之間的喘息，還是持久和平的開端？理性地思索這個問題，不妨先理性地審視當前這場加沙戰事。

　　哈馬斯不承認以色列國，因此被以色列視為巨大威脅，列為恐怖組織。從２００６年哈馬斯退守加沙地帶開始，以色列即實施圍困措施，令３６５平方公里的狹長地帶形同監獄，１８０萬加沙人失業率高達４０％，生活日趨貧困。與此同時，以色列經濟社會等領域日益發展，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也沒有對以色列造成什麼影響。顯然，這是一種不平衡。加沙戰事一起，以色列全國防空警報此起彼伏，以色列感到面臨全面安全威脅，這是４０年來第一次。

　　從這個意義上説，哈馬斯戰略上成功了。最近出版《遺失時間》一書作者大衛格羅斯曼(David Grossman)日前撰文指出，沒有什麼軍事方案可以解決巴勒斯坦人民的真切苦痛，只要加沙地帶人民的窒息感沒有減緩，以色列人也無法自由呼吸。

　　現在，我們不妨將目光投向約旦河西岸地區。自上個世紀６０年代末，以色列開始在１９６７年戰爭停火線（又稱綠線）外興建猶太人定居點，進一步蠶食巴勒斯坦人土地。即使從巴以雙方１９９３年簽署《奧斯陸協議》開始算起，猶太人定居點人口從１０幾萬猛增到今天的３０多萬，居住在分佈廣泛的２００多個定居點中，其中近一半甚至沒有獲得以色列政府許可。這還沒有將東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定居點及人口計算在內。

　　《奧斯陸協議》剛簽訂時，巴勒斯坦人歡欣鼓舞，奔相走告，組織學生為那些在街道巡邏的以色列士兵獻上鮮花。後來，巴勒斯坦人發現時斷時續的巴以和談並沒有延緩猶太人定居點擴張的步伐，於是轉而支援哈馬斯的武裝抵抗政策。哈馬斯終於在２００６年巴勒斯坦第二次大選中以壓倒性優勢勝出。

　　以色列控制了巴勒斯坦所有通往外界的口岸。在以色列經濟封鎖下，哈馬斯政府很快倒臺。今年６月初，巴勒斯坦聯合政府成立，哈馬斯計劃參加今年底舉行的第三次巴勒斯坦大選。以色列利用三名猶太定居者失蹤並被害事件，對哈馬斯實施打壓，直至對加沙地帶發起“護刃行動”。

　　出於歷史上的遭遇，猶太人對壓迫有切膚之痛。同樣出於歷史原因，以色列對國家安全有著幾乎病態的焦慮。然而，這一切都不應是對巴勒斯坦民族實施惡性控制的理由。

　　以色列軍事上戰術成功是顯而易見的，但是戰略上是否成功，尚存疑問。戰略上成功的標誌應該　是從根本上破解安全困境。可以説，此次加沙戰事是個轉捩點。以色列社會已經轉右，巴勒斯坦社會正在轉右。雙方民族主義不可遏制的抬頭不僅會導致無休止的暴力迴圈，而且會進一步滋生極端思潮，讓那些更極端的伊斯蘭或猶太組織有機可乘。

　　猶太人是好思考、善辯論的民族，先人留下智慧書《塔木德》，針對生活中各種可能出現的問題，猶太拉比們經過辯論，不同見解都列在書裏，體現了百家爭鳴的精神。甚至有人認為，凡事沒有固定答案正是猶太人人才輩出的原因。審視加沙戰事，猶太人應表現出貫有的靈活性，不要讓甚囂塵上的右翼言論一葉障目。任何正常的社會都是和平力量佔主流，當年以色列總理沙龍執意撤出加沙地帶全部定居點和西岸地區部分定居點，阻力重重，競導致利庫德集團分裂，沙龍另立前進黨。在沙龍因病無法參選的情況下，前進黨仍然在大選中勝出，顯示了廣大民眾嚮往和平的願望。

　　巴勒斯坦內部派系多，外來干擾因素不容忽視，當務之急是實現內部真正和解，以一個聲音與以色列打交道，與國際社會交流。內部政治和解是關鍵，以建國為戰略目標，摒棄任何鼓動復仇、反覆仇的言論。

　　加沙戰事再一次表明，巴以和平進程具有緊迫性；實現和平是雙方最佳和最安全的選擇。（記者劉立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