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重拳反腐推動廉潔政府建設的同時,力推簡政放權。一年多來,中央政府已取消和下放632項行政審批事項,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贏得了國內外的普遍好評。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的總要求,按照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的總要求,按照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要求,下一步的簡政放權還需要攻堅克難,敢於啃硬骨頭、涉險灘,善於找準著力點和突破口真抓實幹。我認為,簡政放權要從“減法”做起,然後再做“加法”,要加減並重。換言之,政府既要簡政放權,又要承擔起應當承擔的責任,該管的一定要管住、管好,真正做到放管結合。
一要減少行政權力,增加民眾權利。忙忙碌碌的政府管理有時候不只是勞而無功,更可能是勞而有過。過多的管理會限制普通民眾發展和創造的空間,會壓抑普通民眾的熱情和潛能。事無巨細、管得太多的政府管理在今天不僅不會得到尊重,反而會被普通民眾所拒斥。
簡政放權首先要減少政府的權力,增加社會的權利,增加基層和普通民眾的權利。很多事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就不要去管得太多。只要有這個認識和覺悟簡政放權就不難推進。政府權力太大的結果就是責任大,風險也大。政府減少了權力就減少了相應的責任,減少了很多的風險,社會會更和諧穩定。何樂而不為呢?
傳統的政府管理主要職責是控制,是管制,是行政命令,是全能政府。而現代政府治理強調有限政府,因此,政府治理的重點不是更多地去直接管理社會,管理企業,而是要發揮社會、企業和非政府組織等其他治理主體的作用,增加社會的權利和民眾的福利,盡可能地去實現各個社會主體的自治和共治。簡政放權的目的是增加社會的活力,增加民眾的權利,減少政府的權力和干預只是簡政放權的手段。
二要減少行政審批,增加公共服務。減少政府權力首先要轉變政府職能,重點是減少行政審批。政府管得越多、審批事項越多,可能帶來的麻煩就越多,就越可能製造問題。所以我覺得要減少管理,減少審批,增加服務。管理的重點是決策,所以也要減少決策,具體的決策就交給地方,交給下級。為什麼我們的機構精簡了又膨脹,膨脹了再精簡,來回折騰?每隔幾年就折騰一次,這種惡性膨脹,就是因為審批太多,職能沒有減下來。要減不該有的職能,要減過多的管理,首先就要減少行政審批。各級領導幹部一定要知道行政審批太多不僅造成過高的行政成本,而且副作用也很大。
政府減少行政審批的同時一定要增加公共服務。現代政府治理認為,政府應當扮演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色。因此,政府的主要職能是提供公共服務,提供公平正義,為社會發展營造寬鬆和諧的環境。服務型政府一定是群眾滿意的政府,群眾認同的政府。老百姓得到了滿意的服務才會發自內心地認同政府,於是就有了政府的公信力。簡政放權就要增加老百姓所需要的服務,贏得老百姓發自內心的認同。
三要減少行政成本,增加公共價值。簡政放權要減少行政成本,盡可能減少行政支出,包括老百姓意見很大的三公消費,減少沒完沒了的會議,包括一些不必要的檢查和評比達標之類的東西。同時還要清醒地認識到,減少成本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減少成本是為了提高行政績效和提高公共價值,提高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品質。中國的政府治理一定不能走那種技術主義、管理主義的路子。比如,電子政務,不能光強調電子,不研究政務。公共管理不能只強調“管理”而忘記“公共”,公共價值才是政府治理的根本目的。政府治理一定要防止在一切次要的方面都認認真真地做,在一切重要的方面反而視而不見,能拖就拖,這是最可怕的。
政府治理不是目的,簡政放權也不是目的。簡政放權追求的是政府的績效,追求的是公共價值的實現。傳統的行政管理重過程、重任務、重目標和指標、重效率。而現代政府治理則重目的、重績效、重價值。 科學發展需要明確方向,明確目的,淡化目標和指標。在今天,重視目的、重視價值的簡約行政比只重視目標、重視任務的行政管理更受歡迎,因為它給社會和廣大民眾提供充分的創新和發展空間。
四要減少改革阻力,增加改革動力。簡政放權的實質是削減政府過多的權力,削減官員的某些權力,這必然會引起一些利益群體的反對和抵制。全面深化改革要儘量地減少改革的阻力,增加改革的動力,形成改革的合力。簡政放權首先要明確誰支援變革,誰反對變革;誰真正掌握權力,誰實際控制輿論;改革過程中有可能遇到哪些阻力,這些阻力來自何方;為了克服這些阻力需要做哪些努力;如何能夠將改革的觀望者和反對者轉變為支援者,最大程度壯大支援改革的力量。“上下同欲者勝”。領導幹部和廣大群眾對改革的認同和共識至關重要。
簡政放權需要增加動力,而動力離不開激勵。要借助於各種各樣的精神和物質的手段來滿足改革參與者的需求,激發他們的動機,開發他們的潛能,引導他們的奮鬥目標。控制的結果最多是換來服從,而激勵的結果是贏得認同。控制使下屬和民眾變得渺小,激勵使下屬和民眾變得偉大。推動簡政放權,注重激勵比依賴控制更受歡迎,也更容易取得成功。簡政放權只有少數人的動力是不夠的,關鍵要凝心聚神形成合力。合力來自於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貫徹和落實,來自於吏治的進一步強化,來自於法治和德治的並舉。(劉峰 作者為全國政協委員,現任國家行政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領導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領導科學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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