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長在臺灣南部一個濱海小城，叫做高雄。1961年，小學二年級，發生了一件大事。班上一個女生突然嚴重嘔吐，被緊急送到醫院。沒多久，學校就讓我們都回家了，全市的學校關閉。過了一段日子，當我們再回到學校的時候，班上幾個小朋友的座位，是空的。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有一種病，名叫“霍亂”。我們當時當然不知道，高雄的“鄰村”——香港，在同時，被同一波傳染病襲擊，15個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們的命運就是彼此相連的，但是我們懵懂無知。

　　是的，我是一個在所謂“第三世界”長大的小孩。想象一下這些黑白鏡頭：年輕的母親們坐在擁擠不堪的房間里，夜以繼日地制作塑料花和廉價的聖誕燈飾，孩子們滿地亂跑，身上穿的可 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來的恤衫；那運氣特別好的，剛好在前胸 就印著“中美合作”的標語，或者湊巧就是“凈重20磅”。

　　1975年我到美國留學，第一件感覺訝異的事就是，咦，怎麼美國人喝的牛奶不是用奶粉泡出來的？1961年的班上，每一個女生都有頭虱，白色細小的虱卵附著在一根一根發絲上，密密麻麻的，乍看之下以為是白粉粉的頭皮屑。時不時，你會看見教室門口，一個老師手里舉著一罐DDT殺蟲劑，對準一個蹲著的女生的頭，認真噴灑。

　　香港人和臺灣人有很多相同的記憶，而奶粉、廉價聖誕燈、霍亂和頭虱，都是貧窮的印記。如果我們從我的童年時代繼續回溯一兩代，黑白照片里的景象會更灰暗。一個西方傳教士在1895年來到中國，他所看到的是，“街頭到處都是皮膚潰爛的人，大脖子的、肢體殘缺變形的、瞎了眼的，還有多得無可想象的乞 丐……一路上看到的潰爛皮膚和殘疾令我們難過極了。”

　　1900年，一個日本作家來到了香港，無意間闖進了一家醫院，便朝病房里面偷看了一眼。他瞥見一個幽暗的房間，光光床板上躺著一個“低級中國人，像蛆在蠕動，惡臭刺鼻”，日本人奪門而逃。

　　可是，為什麼和你們說這些呢？為什麼在今天這樣的時間、 這樣的地點、這樣的場合，和你們說這些呢？

　　我有我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