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義忠

　　人對往事的記憶就像鎖在不同抽屜里、舍不得丟的雜物，有些經過歸檔，有些無法分類，就那麼一起摻雜地擱著，隨著歲月的堆壘而塵封。某日不經意地打開一個抽屜，那被忘了、如同隔 世般的舊事便猛然回魂，又有了溫度、呼吸和生命，過去與現在又接續上了。

　　我的家鄉頭城是個東臺灣靠海的封閉村子，居民一半務農、一半打魚，連鎮上那家歷史悠久、破破舊舊的戲院，也有個恰如其分的名字——“農漁之家”。這家戲院是無數鎮民的精神家園，也是我童年時的夢想窗口。陪祖母在這兒看的一出出歌仔戲，讓我對中國古代英雄或姦臣的舞臺形象深信不疑，直到後來上了歷史課，印象也很難糾正。

　　電影盛行後，歌仔戲跟著沒落，戲院上映的多半是日本片，宮本武藏、盲劍客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小林旭、石原裕次郎在黑社會電影中的穿著打扮，乃至于一舉一動都是年輕人效法的對象。在本土電影方面，大受歡迎的則是模倣美國《勞萊與哈臺》的喜劇片《王哥柳哥遊臺灣》。在交通不便的60年代，島民們透過電影，倣佛也遊遍了臺灣的名勝古跡。

　　胖得像釀酒桶的王哥是擦鞋匠，瘦得像電線桿的柳哥是三輪車夫。王哥中了愛國獎券，邀好友柳哥環島旅行。兩個土包子在旅途中糗事不斷，既諂媚別人，又挖苦自己。情節雖然在戲謔中也有溫情，卻老讓我覺得臺灣人的命運實在坎坷。

　　在那個年代，我們對中國大陸的點點滴滴與日本的形形色色，比對自己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塊土地清楚多了。臺灣被日本殖民了半個世紀，皇民化的影響早已深烙人心，而對當時的國民黨政府而言，中華民國只是暫時落難至此，遲早要回家去。像陜西路、青島路、南京路、長安路、西藏路、沈陽路、迪化街、寧波 街、哈爾濱街……這樣的大陸省名全臺灣可見，提醒百姓“毋忘 祖國”。城里、郊外布滿“反共抗俄”、“殺朱拔毛”、“保密 防諜，人人有責”、“匪諜就在你身邊”等標語，倣佛字寫得愈 大、愈漂亮，反攻大陸就愈有可能成功。

　　此外，橋頭、巷弄、山頂或海邊，不時會出現“此處禁止測 量、描繪、攝影、狩獵”的警語，倣佛無處不是禁區。海岸線更是禁區中的禁區，相隔沒多遠就有海防部隊的崗哨，既防走私偷渡，又防想家的人投奔對岸。在那段期間，小小的臺灣實際上是個大大的隔離島，因為政府把自己的人民給關起來了，直到蔣經國總統于1986年制定解嚴政策。

　　還好，有部分海岸線在當時是解禁的，那就是全省為數不多的海水浴場。在這里，浪花聲與人民的歡笑仍能齊鳴。我就是一個幸運者，家離海水浴場只有20分鐘路程。盡管父母三令五申，禁止小孩在沒有大人陪伴的情況下去玩水，我們卻時常偷偷地到那燙得可以燜蛋的沙灘上打滾，再衝向冰得刺人的大海中，幾個 鐘頭一下就過去了。回家前怕自己看起來太幹凈，就用菜園里的泥土往身上抹，好讓媽媽以為我們是在泥地里撒野。

　　我們呼吸的空氣常帶著海味，發絲里不時夾著海沙，胳肢窩里總是沾有鹽巴，可是大部分人卻不敢夢想有一天會出海遠行。我的二哥就像一些不甘被土地綁住的農家子弟一樣， 一直夢想當船員，幻想周遊世界。

　　那時，鄉鎮村落的電線桿還都不是水泥做的，一棵棵樹幹被削得圓滾滾的，浸過黑黑的柏油後，便孤零零地立在道路兩旁。人們在上面張貼宣傳單或尋人啟事，其中經常出現的就是徵召船員的廣告。

　　二哥每隔一陣子就會央求父親讓他上船去試試，央求過幾年後，終于明白這件事是無望的。後來，我們家七兄弟之中，唯一留在老家當木匠的就是他。當初最想出走的，卻認命地成了唯一 繼承祖業的人。事實上，我知道他好幾次都有離家出走的念頭，也不止一次地在深夜里聽到他蒙著被子嘆息、飲泣。

　　跟他一樣，在成長的過程中，我也一直深怕被釘牢在這個沉睡已久的小鎮里。自古以來，鎮上的每個人都過著跟父母一樣的生活，倣佛命運老早就被決定了，時代的腳步、社會的變遷都跟我們無關。從小到大，或許就是靠著喜歡觀察、創作的天性，才讓我能享有一方自己的天地。

　　還沒分家之前，我們和四叔、五叔在同一個屋檐下過日子。每房有一間臥室，三個媳婦除了侍奉祖母外，還輪月掌廚，負責喂飽三個家庭二三十口人的肚子，家事雖然粗重，彼此倒也和樂 融融。我們三房的寢室在爐灶、餐廳的樓上，四叔、五叔兩家則 是住在隔個過道的木料倉庫二樓。

　　像那時大多數的人家一樣，四叔、五叔都受過日本教育，在鎮公所上班，其中一位還當上課長，算是鎮上的小資階層。在那不經申請就不得聚眾的年代，民間的交誼活動都得偷偷舉行。 四叔、五叔的房間隔著一個寬大的空間，時常被他們用來舉行舞會。四叔會吹薩克斯風，他的一些朋友會打鼓、吹小喇叭以及彈 低音貝斯，一個三五人的小型西樂隊就這麼組成了。長大之後回想起來，那不就是爵士、藍調嗎？想不到頭城也能如此趕時髦。原來，平淡無奇的庶民生活背後，也總有意外暗自運作著。

　　我們從小就在封閉的環境中成長，而那一場場的秘密舞會，就是一窺大都會時尚的時機。若是碰到有人密報，警察上門取締、舞客四處逃竄的情景，也能讓我們看得心跳加快，真是興奮 又刺激。每次有舞會，保守的父母都會禁止我們接近。我當然沒那麼聽話，等父母睡著後，便去趴在窗口看跳舞。看久了便能去 幫忙搖留聲機，運氣好的時候還能上場搖沙鈴。

　　白天嚴肅木訥的長輩，在晚上倣佛變了個人似的，活潑、可親又有趣。可保守的父親卻絕不可能如此，他在白天與晚上都是一個樣子，嚴厲又寡言，永遠在現實世界中扮演著一成不變的角色，從來不提過去。這樣的印象一直維持到我高中時的某一天，在整理雜物時打開家中一個老櫥櫃。

　　那時四叔、五叔已跟我們分家，五嬸到小學教書，四嬸則是在鎮上開了一家雜貨店，兩家的經濟情況都愈來愈好。家人懶得整理他們原來的房間，我便把它打通、改造，變成由我一人獨享的空間。四叔留下一個還不錯的二聲道音響，讓我接近了巴赫、莫扎特、貝多芬、舒伯特……我用家里的剩木料做些擺設、裝 置，再把五叔留下的書桌椅擺在恰當的位置，將辛苦收集的世界文學名著放上書架。高中三年，這里既是我的畫室，又是我的書房，迷上古典音樂後，還在里面練過幾個月的小提琴。

　　在整理空間時，我把一個堆滿家中雜物的櫥櫃撬開，發現了不少家族的老東西，其中包括一面沉重而紋路細致的古銅鏡、一把日本武士刀、兩頂降落傘、一頂日軍鋼盔，以及為數不少的日文雜志、書籍。我揣摩，那面老銅鏡可能是祖先從唐山到臺灣時所帶的傳家寶，武士刀、降落傘以及鋼盔則說明了家族有人曾被 拉去當日本軍夫。

　　從小我就不曾聽過大人談日據時代或是國民政府初遷來臺的事，就是追問也沒人理，倣佛一不小心就會惹禍上身。直到許多年後，我離開家鄉到臺北工作，才從一位外國同事的口中得知，臺灣曾于1947年發生過“二二八”事件。對當時大多數的臺灣人而言，這塊土地的歷史就像缺了許多片的拼圖，不齊不全，模棱兩可。

　　那兩頂降落傘的布料可真好啊！在那物資缺乏的年代，連辦完喪事後，寫滿黑字的白粗布挽聯都會被拿來做內衣褲，美援的面粉袋也常被改成外出的便衫。我不敢探問降落傘的來源，自己偷偷把它裁了、縫成衣褲，穿出去拉風極了。後來，我才從大哥那里知道，爸爸年輕時因為手藝好，曾被強拉去修補彈痕累累的 日本零式戰鬥機。那時的日軍已是強弩之末，國力衰弱，連修補飛機上的破洞，也只能用木料。武士刀和降落傘，也許就是爸爸不得不接受的薪餉。原來，爸爸也是有過去的人啊！

　　無可避免的，我們從小就經常會碰到綽號“老芋仔”的外省 軍人。記得海邊一個小漁村的附近有個營區，大家管里面的人叫 “大陳仔”。小時候以為大陳和福建、廣東一樣，是大陸的一個省份。長大後才知道，它是個屬于浙江省臺州列島的島嶼。1955年2月，臺灣當局在美國第七艦隊的護航下，將島上的一萬八千多軍民全部撤退到臺灣。由于他們義無反顧地選擇來臺，故被稱為 “大陳義胞”。

　　學校里的國語課多半由外省老師擔任。他們各有各的腔調，發音也不標準，所以很少學生能講字正腔圓的普通話，我就是其中之一。那些老師都非常兇，倣佛把無處宣泄的鬱悶都發在小孩身上了。記得小學時，只要是作業沒交或是考試不及格，就會被狠狠地處罰。那種被戒尺打在手心、屁股或腿肚上的疼痛，直到 現在想起來還會害怕。長大後想起來，對他們倒有幾分同情。他們倉促惶恐地來到臺灣，一夕之間與親友、所愛天人永隔，那種痛豈止是錐心！

　　有些老師相當有學問，或多或少都對我產生過影響。比如說，我的繪畫天分最早就是被讀初中時的美術老師肯定的。畢業于杭州藝專的他，為我們這些鄉下小孩帶來了以往所不熟悉的藝術品味。讀高一時的導師則是位精通甲骨文的學者，經常講課講到興起，便在黑板上畫些甲骨文讓我們瞧瞧。正是由他的口中， 我首次知道了李濟、董作賓以及許多其他的中國著名知識分子。

　　到臺北工作後，我更是發現，在一個小小的小區，或是短短的一條路上，往往就匯聚著來自大陸各個不同省份的優秀人士。這些學者、專家把厚實的傳統文化、較先進的工業、金融知識勤 勤懇懇地傳播于臺灣小島。中華文化的種子有幸不受亂世摧殘， 在海島的呵護下開花、結果。

　　20歲那年，我開始在海軍服役三年，臺灣的各式軍艦，除了潛水艇之外，舉凡巡洋艦、驅逐艦、運補艦、搶灘小艇，全都上上下下不知多少次。我是通訊士官，必須經常背著沉重的PR77無線通話器從大艦跳到小艇，再從小艇跳到灘頭。有時還得在風浪大作的海上，從小艇爬繩梯上軍艦甲板，隨時都有可能被劇烈搖 晃的軍艦夾死。

　　大金門、小金門、大膽、二膽、馬祖、北竿、南竿、東莒、 西莒我全去過，甚至連很少人踏上的烏坵也到過。我們的小艇隊在金門駐守過一年，晚上站崗時得非常小心地提防，以免被從對岸摸上來的“水鬼”給割了喉嚨。可是在白天，透過望遠鏡就可清楚看到對岸跟我們長得差不多的哨兵。彼此雖然身處不同的土 地，周遭的大海卻是相連的，拍岸的浪花來自同一片汪洋。

　　快退伍時，當時的臺灣“國防部長”蔣經國先生下令精簡軍隊。我們的小艇隊被解散，隊員被分派至其他各單位，我也被調去了一艘運補艦。上了那條船，我的工作變得輕松多了，不必再背重得半死的PR77，而是守在艦橋上打燈號、升信號旗。

　　運補艦天天在各個小島之間來來回回，最讓我難忘的就是到烏坵的那趟任務。說實在的，烏坵島小到只能算是一塊大石頭，但因位處海防要地，一直有軍隊駐防。那一回，船上除了依例載滿換防的士兵、大量淡水以及各項補充物資外，還有一位通常在 軍艦上不大可能出現的女人。

　　原來，這位特殊的乘客因為非法賣淫被判了刑，在刑期內如果自願前往外島為士兵們服務，就可以不必坐牢。當時，軍中為了解決外島士兵的性需求，設有被弟兄們昵稱為“八三一”的軍中樂園，因為那兒的電話號碼是八三一。在金門的“八三一”女服務員不少，在烏坵卻只有一位，那天的那位乘客是去替換的。

　　由于身份特殊，那位30來歲的婦人被安置在艦上一個不會受到打擾的空間，也就是我平時打旗號所站的瞭望臺。在兩三天的航程中，我偶爾會跟她聊聊天，得知她有一個好吃懶做的丈夫，三個仍在讀書的小孩。所有的家計都落在她身上，為了要讓孩子們有安定的生活、完整的教育，她選擇了出賣肉體的行業。在言 談之中，她沒有怨天尤人，只說為了兒女的前途，一切苦都可以忍受。軍艦在驚濤駭浪中靠近烏坵島，島上熱烈的歡呼聲蓋過浪濤的怒吼。阿兵哥們蜂擁而至，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粗重的水管扛上軍艦，在水閥上鎖好，把水龍頭打開。巨大的水柱灑向那群樂不可支的人；趁著淡水接往水塔之前，他們要好好享受一下天降甘霖的滋味。那位沉默的“八三一”服務員拎著簡單的行囊走下舷梯，堅毅地步向辦點交手續的軍官。她的背影看來篤定而自在，倣佛確知，所有的罪孽都將會在一次一次的承受中洗凈。

　　退伍後，我很幸運地進入《漢聲ECHO》雜志。這是臺灣第一本以照片為主要插圖的刊物，以有係統地整理中國民間傳統文化為己任。在這里工作，除了讓我開始拍照，還讓我有機會在工作時吸取華夏文化的養分。在當時，《漢聲ECHO》還只出英文版，這開啟了我的眼界，激勵我在日後創辦《攝影家Photographers International》雜志時採用中英文對照的方式，向全世界發聲。

　　環境愈封閉，就會愈讓人想掙脫局限。或許這就是島民的特性，要掙脫的力道是這麼大，以至于在不知不覺中，將范圍拓展到超出自己原來的期望。每個島民是否都擁有這般特性？而擁有這般特性，是否就能擺脫宿命？這就跟因緣有關了。時空不對，一切都會改觀。

　　我時常覺得，我們這一代的臺灣人真是最幸運的。日據時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還沒出生；國民黨政府來臺後，我們才呱呱落地，免去了所有的戰亂經驗。在所謂的白色恐怖年代，我們還小，整天只知道玩。稍稍懂事後，只要不涉及政治，愛怎麼作怪，想如何前衛、反叛，人家也懶得搭理。等我們能發揮所學時， 臺灣的經濟環境也好了，處處找得到舞臺。

　　臺灣這個島嶼，說小是小，說大也很大，因為它匯集了整個大中華的精髓。從農業社會跨向商業社會，再踏入信息時代，人類上千年的進化縮影，我們這一代的臺灣人都沾了邊。等到計算。

　　機盛行的虛擬時代來臨，飽受傳統文化滋養的我們已經茁壯得能夠穩穩地挺住，有能力拒絕不良影響。在安定、沒有巨變的環境中，我們得以堅守傳統信念以及它的珍貴價值。

　　最令人感到欣慰與興奮的就是，我們這一代還等到了兩岸的友好往來。在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簽訂後，臺灣與大陸將共創光輝榮景。原來的同胞曾一度成為敵人，六十年後的現 在，彼此的兄弟之情終于又被喚回了。盡管在這新的一年，此岸的華人歡慶民國百歲，彼岸的華人紀念辛亥革命百年。

　　最近整理三十多年來所拍的照片，不只讓我看到，也讓我聽 到那環繞整座島嶼、裊繞幾個世代，活力無限、韌性十足的浪花 拍岸聲。這些浪花被鎖在塵封已久的抽屜里，將抽屜一一打開， 童年的陽光、海風、鹹味撲面而來。過去與現在又接續上了。

　　——原載2011年10月2日至3日《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