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從來都沒有放棄追逐夢想。

　　對大海的向往成就了波瀾壯闊的大航海時代，對天空的向往成就了蛛網般密集的國際空中交通網，對交流的向往成就了信息爆炸的互聯網時代，對太空的向往成就了航天工業的蓬勃發展和無數科學幻想作品的問世。

　　那麼，人類對理想社會的向往成就了什麼呢？

　　從古到今，無數的哲學家、思想家在探討著同一個問題：什麼樣的社會才是人類心目中的理想社會。他們從各自的時代背景、思維模式、道德標準等方面出發，給出了各種各樣不同的答案，這些答案，令人深思，發人深省。

　　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幾乎與哲學同時誕生。在中國的儒家經典《禮記》中，記載了春秋時期的先賢孔子所說的一段話：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孔子的“天下為公”成為中國思想史上影響最為重大的理想之一。“天下為公”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概念呢？孔子後面做了一係列表述：大家一起選擇賢明的人治理天下，人人講信用，社會很和諧；每個人不僅僅只尊重照顧自己家中的老人，也不僅僅只關愛自己的子女，而是把尊老愛幼的風尚推廣到整個社會，所以，每個老人都能安享天倫之樂，每個青壯年都能發揮自己的能力，每個孩子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鰥寡孤獨等弱勢群體都能得到救濟；每個男人都有自己的職業，每個女人都能找到好歸宿；每一種資源都不會丟在地上浪費，也不會隨便佔為己有，每個人都不會好逸惡勞，也不會只為一己之私賣力；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沒有偷盜搶劫等犯罪行為，這樣的社會就是“大同”。

　　概括而言，孔子心目中的大同社會就是一個擁有選賢任能的政治體制，講信修睦的人際關係，人人有所為、有所養的社會制度，天下為公的道德體係，自覺勞動的價值觀念這樣一個理想社會。

　　孔子為我們描述了一個極其美好的社會，這恰恰是他所處的那個社會的一個反面。孔子身處的春秋時代是“禮崩樂壞”的時代，諸侯國各自為政，互相攻伐，導致民不聊生。諸侯國君或者荒淫無道，或者濫行不義，或者窮兵黷武，弒君奪位，殺人越貨。為了權力，甚至兄弟父子反目成仇，同室操戈，“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只能成為一個美好的幻想。孔子目睹這一切，感慨之余，不由懷念起他想象中的夏商周“三代以前”的美好“大同”社會。他把這個想象中的和諧社會作為自己奮鬥的終極目標。

　　孔子終其一生也沒能看到他理想中那個“大同”世界，甚至沒能完成他的最低目標，讓天下或是某個侯國恢復尊崇禮制、上下有序的體係。但孔子的那番“大同”論卻給了後世中國人許多的啟發。近代，康有為在經過維新變法的洗禮後，又初步接受了當時歐洲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遂斷斷續續寫就了一本《大同書》。他把孔子的“大同”思想和維新變法、社會“進化”相結合，構思了一個理想國家。在這個國家里。人人都是“天子”，都是“同胞”，從一出生就能接受完善的教育，在成長中通過各個梯次的教育係統的教育，實現健康成長；每個人都能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都有一項專長，社會也因此而完美和諧。他把這個社會看成是未來發展的最終方向，他希望通過君主立憲，漸而共和，再漸而實現“大同”。

　　無獨有偶，在西方，類似“大同世界”的思想也在孔子生存的那個時代之後不久萌芽了，其代表作品就是哲學家柏拉圖（Plato，公元前427—前347）的《理想國》。

　　柏拉圖是西方第一個留存有大規模著述的哲學家，他生活在雅典城邦貴族民主制走向衰落的時代。在柏拉圖出生前不久，希臘古代民主的“燈塔”——雅典所領導的提洛同盟與寡頭政治的代表城邦——斯巴達所領導的伯羅奔尼撒同盟為爭奪霸權開始了一場戰爭。在公元前429年，雅典城爆發了一場大瘟疫，雅典最傑出的政治家和領袖伯里克利也成了瘟疫的犧牲者。失去了伯里克利領導的雅典最終在戰爭中戰敗，雅典的民主政權被傾覆。而斯巴達也在這場希臘人的內戰中元氣大傷，希臘城邦制度自此日薄西山。

　　這些，都成為柏拉圖慘痛的記憶。而對柏拉圖打擊最大的一件事是在公元前399年，他的老師蘇格拉底被判處死刑。在雅典人看來，雅典的衰落是因為觸怒神靈的結果，而蘇格拉底作為一個智者，受到當時許多“愚人”的羨慕、嫉妒、恨。因此他就被冠以不敬神靈的罪名，被推上了審判席。在被判決死刑以後，蘇格拉底本有逃亡的機會，但他堅決拒絕做出違背城邦法律的行為，最終服毒而死。恩師的死，對柏拉圖來說，是一次心靈的震撼，他一方面對當時的政治體制充滿了失望，另一方面也為恩師的信念而深深感動。

　　《理想國》是柏拉圖的代表作品。柏拉圖的作品一般採用對話體的形式，《理想國》也不例外。柏拉圖借用老師蘇格拉底之口，勾勒出了一個“理想國”。

　　柏拉圖認為，一個理想國應該是一個“正義”的城邦，在這個城邦里所有的公民分為治國者、護衛者和勞動者三個等級。治國者由充滿智慧而又德高望重的哲人充當，他們用自己的智慧決定國家的發展方向；而護衛者擁有健壯的體魄和勇敢的精神，他們護衛國家不受外敵侵犯；勞動者則各司其職，為國家創造物質和精神財富。在理想國中，男女平等，女性也可以充當統治者。在柏拉圖看來，私有財產是罪惡的根源，所以第一、二等級沒有私產，而勞動者也不允許過于奢靡，整個城邦的運行是為全體公民謀取共同利益。所有的人必須從出生開始接受教育，杜絕詩歌、戲劇等“錯誤”因素對思想的侵蝕。理想國里的每一個人都各司其職，都認真地做好自己分內的事情。柏拉圖認為這就是代表著“正義”。

　　當然，理想國終究是理想。在柏拉圖看來，世間的政體可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斯巴達式的追求榮譽的城邦，第二類是追逐財富的寡頭政體，第三類是追求自由的民主政體，最後一類是採用暴力統治的僭主政體。柏拉圖認為這四種政體都各有各的違背“善”的一面。那麼，要怎麼樣才能達到“理想國”的境界呢？柏拉圖認為只有讓哲學家來充當統治者，或者讓統治者成為哲學家，這樣才能以智慧引導城邦走向“正義”。

　　由此可見，柏拉圖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與孔子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都非常重視“智慧”和“知識”的引導作用。因此，他們同樣身體力行，傳道授業，希望能把知識和智慧普及給更多的人。柏拉圖特別重視理性思維，他在《理想國》的第七卷中用了一個著名的“洞穴的比喻”來說明自己的觀點。他假設有一個黑暗的洞穴，一些囚犯被捆綁著，無法行動，無法看見洞穴的出口，只能看見他們面前洞壁上因火光投射而映照出的影子，他們只會認定這些陰影就是事物本身，他們也會把身後的人或物發出的聲音當做是陰影所發出的。如果其中有一個人被釋放，轉過頭來看到火光和這些事物的本體，他很可能會不知所措。如果他被帶出洞穴，看到更廣闊的外面世界，刺眼的陽光會在一瞬間傷害到他已經習慣黑暗的眼睛。所以，柏拉圖認為應該用循序漸進的方式來讓人們接受知識，慢慢轉變對事物的看法。而人們在看事物的時候，也不能關注于事物表面的特性，而是要跳出事物的可感知的現象轉而關注事物的本質。在這個比喻里，囚徒走出洞穴就可以看成一個膚淺的人完成“靈魂轉向”的過程，而他看到的太陽就是“理性世界”的象徵。那麼當這個被釋放囚徒認識到“真理”後，他就會產生對昔日同伴的憐憫，但當他回到洞穴中說明其感受時，其他人可能不但不會接受他的說法，反而會嘲笑他出去被太陽灼傷了眼睛。

　　在某種程度上，這個被釋放囚徒或許指的就是柏拉圖的恩師蘇格拉底。他認識到“理性世界”，想回來拯救雅典其他的“囚徒”時，卻不被理解並被處死。

　　《理想國》是西方哲學史上的一本開天辟地之作，《理想國》中的許多典故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譬如那部轟動世界的奇幻名著《指環王》中可以使人隱身並能腐蝕人心的魔戒，其源頭就來自于《理想國》中所引用的“裘格斯戒指”（Ring of Gigs）的典故。清新明快的語言，生動活潑的比喻，發人深省的觀點，包羅萬象的知識，是這本著作經久不衰的原因。有人評價說，如果一座圖書館被燒毀了，只要還有一本《理想國》，就可以重建圖書館。

　　孔子和柏拉圖，一個在東方，一個在西方，同樣都是震古爍今的大思想家。他們提出的“大同世界”和“理想國”的理念吸引了東西方一代又一代的人為之探索，為之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