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翻到東晉時期，天下再度大亂。中國北方前有八王之亂，後有五胡亂華，生靈涂炭，百姓流離失所。東晉朝廷偏安江南一隅，不思進取。王、庾、桓、謝四大家族相繼秉政，朝政混亂，吏治腐敗。一位詩人眼見如此現狀，不願為五鬥米折腰，放棄了烏紗帽，過起了“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隱居生活。

　　這位詩人就是陶淵明。在他放曠的表面背後，一直埋藏著一個夢，一個大同世界的夢，于是，就有了那篇膾炙人口的《桃花源記》。在這篇文章里，作者借用一個武陵捕魚人的見聞，描繪了一個“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的世外桃源。進入桃源的路徑亦頗有傳奇色彩，先要經過一片“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桃樹林，接著又要經過一個洞穴，眼前豁然開朗，就見到了一片祥和的美景。這里“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沒有兇狠的官府中人前來收取租稅，每個人的臉上都帶著幸福的笑容，鄰里之間雞犬相聞，“黃發垂髫，並怡然自樂”。武陵人出來以後，再想去尋找這個世外桃源，卻再也找不到了。

　　千百年來，有無數人在尋找著陶淵明筆下的這個美麗的世外桃源。但在現實社會中，桃花源似乎永遠只是一個美好的夢想，像是一個童話故事中的國度。西方世界里，也有不少人編織著世外桃源的故事。他們的桃源，比陶淵明更為形象更為具體，但也更像童話。

　　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1478—1535）就是追尋桃源的其中一位。托馬斯莫爾生活在英國都鐸王朝的後期，他出身于一個法律世家，畢業于著名的牛津大學，後來就以律師的身份進入宮廷服務皇室，深得國王亨利八世的信任，後被選中擔任副財政大臣，又被推薦擔任下議院議長，最終出任大法官，成為英國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

　　當時的英國，一場圈地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由于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歐洲大陸的毛紡織業在市場需求的刺激下逐漸興起，羊毛作為原材料，頓時身價百倍。英國是歐洲主要的羊毛生產國之一，養羊業成為極其有利可圖的行業。于是，大批的貴族、鄉紳和農場主就決定把大量的農田圈成牧場，並把農地上的農民驅趕出去，由此導致大批的農民被迫出外流浪。對此英國政府一方面規限圈地，另一方面又頒布血腥法令，嚴禁流浪，用殘酷的刑罰對付流浪的農民，強迫他們成為雇傭勞動力。“圈地運動”就這樣用血腥的方式幫助資本主義完成了原始積累。身處高位的托馬斯莫爾並沒有無視這些現象，他抱著一顆悲天

　　憫人的心去關注民生疾苦。托馬斯莫爾托馬斯莫爾早年在牛津大學曾攻讀古典文學，熟諳希臘文的他對柏拉圖的《理想國》十分推崇。他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思想家伊拉斯謨又是莫逆之交，受後者的影響很深。這些影響托馬斯莫爾的因素成就了那部空想社會主義的開山之作——《烏托邦》。

　　《烏托邦》全名叫做《關于最美麗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烏托邦（Utopia）是一個來自于希臘語的生造詞，意思是“烏有之鄉”。在大航海時代的背景下，托馬斯莫爾想象中的烏托邦也是借一個航海家的口描述出來的。在這本書的第一部分，托馬斯莫爾辛辣地諷刺了當時不合理的社會現狀，特別是圈地運動，他將這種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方式形象地稱呼為“羊吃人”。而第二部分，托馬斯莫爾描繪了一個世外桃源般的烏托邦島。這是一個中間寬、兩頭尖的新月形小島，中部寬200英里（1英里=1.609344千米），長500英里。新月的兩個尖端之間有一個長11英里的海峽，圍著一片風平浪靜的海灣作為港口。島上有54座城市，彼此相距都不到一天的路程。

　　在烏托邦的城市中，街道寬敞，規劃統一。所有住房都是三層樓房，既防火又抗風暴。住房每十年抽簽輪流居住，居民在公共食堂中用餐，所有住房自由出入，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烏托邦的政治制度是每30戶人家選出官員一人，叫做攝護格朗特（Syphogrant）。每10個攝護格朗特隸屬于一名更高級官員——特朗尼普爾（Tranibor）。一個城的200個攝護格朗特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選舉一個總督，總督除非瀆職，否則終身任職。特朗尼普爾一年一選，但無必要亦不做更換，其他官員一年一換。

　　烏托邦人不論男女老少都以務農為職業，同時學習一門技藝，如毛織、麻紡等。他們輪流從城市到農村去參加農業勞動，產生的物質財富平均分配，運送到城市中的指定市場，所有居民則免費從市場中領取生活必需品，任何人都

　　不需要囤積私人財產，這是一個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人們每天只有六小時工作，其他時間都在休息、參加文體活動。進行專門學術研究的人可以豁免體力勞動，但如不能勝任，仍然會退下來從事體力勞動工作。所有居民既不懶散，也不會從事無益的工作，使得工作效率很高，物質極大豐富。

　　烏托邦人有完善的醫療健康體係，注重居民的生活質量，注重環境衛生。烏托邦就好像《聖經》里描述的伊甸園，是一個天堂一樣的國度。

　　更難得可貴的是，托馬斯莫爾作為一個天主教徒，表現出了宗教寬容的態度。他筆下的烏托邦秉持著“任何人不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責罰”這一信念，這和當時歐洲宗教裁判所林立，羅馬教廷四處迫害“異端”的現象形成鮮明的對比。

　　托馬斯莫爾最後評價說，烏托邦人“享有我巴不得所有人都能享有的那種形式的國家”，“在本國鏟除了野心、派係和一切罪惡的根源”。這樣一個國家的人是幸福的，而且團結一致，沒有任何人、任何勢力能夠使他們動搖。

　　烏托邦從此成為人類想象中的最美好社會的代名詞。托馬斯莫爾後來因為反對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而被處死，但他的精神卻流傳下來。他在西方第一次描繪了一個完美社會的完整藍圖，成為社會主義思想的濫觴。

　　繼托馬斯莫爾之後接過空想社會主義大旗的是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哲學家、作家康帕內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

　　康帕內拉生活在西班牙帝國統治下的南意大利。他在15歲時就進入了修道院，開始研究經院哲學。但隨著他視野的逐漸開闊，封閉的修道院已經不能束縛住他的心靈。在一次偶然的辯論中，年輕的康帕內拉引經據典，成功駁倒了對手，他因此對修道院所推崇的亞里士多德學術體係產生了更多的懷疑，成為意大利哲學家特列佐的推崇者。1589年，康帕內拉用了短短七個月時間寫就了一本《感官哲學》，以此來駁斥意大利哲學家雅各安東尼馬太用整整十年時間寫就的對特列佐的批判著作。正是這本書使他進了宗教裁判所，幸好這次他獲得了寬大處理。

　　此後，康帕內拉仍然沒有放棄他對真理的追求，他因此再度被宗教裁判所迫害，甚至遭遇開除教籍的處分。對意大利有著深厚感情的康帕內拉加入到反抗西班牙帝國統治的宣傳鼓動鬥爭中去了。1599年，康帕內拉因叛徒出賣而被逮捕，被指控傳播異端邪說和試圖推翻西班牙統治當局。他坐了25年的牢，期間輾轉50處監獄，受過七次殘酷的刑訊，最後一次甚至長達40小時，在血肉模糊和神志不清的情況下被扔進坑里。在監獄中，他一邊抗爭，一邊總結自己的思想，著名的《太陽城》就是在這期間寫就的。《太陽城》篇幅不長，康帕內拉與托馬斯莫爾一樣，無法“免俗”，也借用了航海家之口來描述太陽城。

　　太陽城建設在一個大平原的小山上，小山直徑兩英里，整個太陽城就以山頂為圓心，一圈一圈向山腳延伸，一共七圈，山頂上是一座神殿。太陽城的最高統治者是一位司祭，稱“太陽”，掌管世俗和宗教一切權力，在他下面有三位領導人：威力、智慧和愛。“威力”掌握和平與戰爭事務，負責領導軍隊，抵抗外敵入侵；“智慧”負責管理藝術家、手工業者和科學家，根據“智慧”的命令，所有的城牆上繪滿了美麗的圖畫，幫助居民了解知識；“愛”掌管生育事務，監督兩性結合，確保後代成為最優秀的人物。

　　太陽城的孩子們兩到三歲就在城牆和房屋邊玩耍，認讀字母，稍大一點就會進行體育鍛煉，然後送到作坊去見習。八歲的時候開始學習數學和自然科學，接著就會被傳授各種勞動技能，讓他們都能成為對社會有用的人。在太陽城里，人人勞動，一起創造社會財富，所有財產公有。

　　要成為太陽城的最高領袖，首先就必須是一個無所不知的充滿智慧的哲人。太陽城每個月舉行一次“大會議”，所有20歲以上的公民一律參加，人人有權對政府的施政和政府官員的好壞提出意見。而以“太陽”為首的政府負責人也每八天舉行一次會議。“太陽”和其他三位領導人則每天舉行會議討論日常事務。

　　當然，我們還應該看到《太陽城》仍然保留著許多不成熟甚至顯得幼稚的觀念，比如康帕內拉所設計的太陽城中還有“共妻”的習俗，還有太陽城極其“原始”甚至有點野蠻的司法體係。這些可以看出作者思想還具有很

　　大的局限性。產生于中世紀末期的《烏托邦》和《太陽城》借著文藝復興的“春風”，衝破了歐洲中世紀的黑暗，為那時的人們帶來了一絲曙光。隨著資產階級革命和啟蒙運動的蓬勃發展，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用理性重新武裝他們的精神世界，世界進入了一個大變革的時代。

　　三、向“顛倒的世界”宣戰——空想社會主義

　　16世紀尼德蘭革命首先揭開了資產階級登上政治舞臺的序幕，荷蘭共和國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接著，1640年，英國的資產階級和新貴族在議會的領導下掀起了反抗斯圖亞特王朝專制統治的鬥爭。1775—1783年在北美十三州，華盛頓、傑斐遜、富蘭克林等人領導的北美獨立戰爭建立起了一個富有活力的新生國家——美國。1789年，巴黎人民起義攻打專制的堡壘——巴士底獄，法國大革命奏出了資產階級革命的最強音。

　　在革命的硝煙背後，一場看不見戰火的革命也在各新生資本主義國家悄悄進行著。從英國的紡織技術革新開始，一場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工業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席卷了歐洲和北美。一時間，冒著滾滾黑煙的煙囪如雨後春筍般豎立起來，蒸汽機帶動的火車開始沿著鐵路開向各個新興工業城鎮。人們開始享受工業蓬勃發展帶來的幸福，也開始承受幸福背後的一係列不幸。

　　塵埃落定以後，就有不少有識之士開始反思這一切，資本主義真的是人類最完美的制度嗎？為什麼它從一開始就顯示出那麼多的弊端？人類究竟應該打造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一些思想家就從現實出發，在批判資本主義的同時，也構思他們心目中的新“烏托邦”。

　　法國思想家聖西門（Claude 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25）便是其中之一。聖西門出身于法國一個貴族家庭，但他從小就有著遠大的志向。他讓他的仆人每天以這樣的話將他叫醒：“記住，伯爵先生，您還有更偉大的事業要去做！”17歲時，聖西門參軍入伍，不久就去北美參加獨立戰爭。回國以後，他積極投身法國大革命。在雅各賓派恐怖統治

　　期間，他被捕入獄。1794年他出獄以後從事金融業，又遇人不淑，賠得傾家蕩產。從此，他決定投身于政治學研究。聖西門對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給予了嚴厲的批判。他認為資本主義是一個“是非顛倒”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剝削階級享受著奢靡豪華的生活，而真正的勞動者卻遭受著奴役，一貧如洗。他認為“社會有兩個值得同樣畏懼和仇視的敵人——無政府主義和專橫霸道”。他

　　猛烈地抨擊當時的法國政府對廣大工人階級的悲慘境遇不聞不問的做法。

　　當然，聖西門承認，資本主義社會相比以前的社會是一種進步，他把資本主義看做是向理想社會發展的一個過渡階段。那麼，什麼樣的社會才是理想的呢？聖西門構思了一個“人人都要勞動”的理想社會，他主張建立起一個人人幸福的“實業制度”。在那里，生產不再是無政府狀態，而是在政府的統一計劃下進行。在政府的組織下，人人都用勞動來創造社會財富，沒有任何人有特權，也沒有專橫霸道，而是人人平等。

　　怎樣去實現這樣的社會呢？聖西門把希望寄托在國王和當權者身上，希望他們能領導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來改變現狀。在他的《論實業制度》中就有一封致國王的書信，希望國王能夠主持進行社會變革，同時提出“博愛者應利用王權來改造社會”。他相信“道德感的力量會促成這種變革”，所以諄諄告誡“要向各國國王進諫”，“要向國王表達自己的願望”。這種把希望寄托在統

　　治者身上的理想自然只能是不切實際的空想。與聖西門同時代的傅立葉（Charles Fourier，1772—1837）也是一個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著名思想家。

　　傅立葉于1772年出生于法國貝桑松的一個商人家庭。但他從小就厭惡經商，尤其對商人的欺詐行為深惡痛絕。同時，他又表現出了對貧民的關心，常常接濟貧窮百姓，因此還受到父母的責罰。在他九歲時，父親去世。為了強迫兒子“子承父業”，傅立葉的父親立下遺囑，強迫傅立

　　葉將來從事商業，否則就得不到半分遺產。因此，傅立葉不得不輾轉巴黎、里昂、貝桑松等城市經商，這也開闊了他的眼界。他在里昂親身經歷了法國大革命的波折，又目睹了雅各賓派恐怖統治被推翻、督政府上臺和拿破侖奪權等一係列政治變故。這些都使他的思想產生了極大的變化。

　　傅立葉對資本主義社會給予了辛辣的批判。他文筆犀利，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對自己所看到的社會不公平現狀給予了抨擊。他說：資本主義是一個“顛倒的世界”。在他的著作里，對現實的譏諷比比皆是：“道德過去和現在永遠只能為犯罪行為服務，因為它為了能夠不客氣地挑剔弱者的小過錯來麻煩他們，就勢必對比較有勢力者的犯罪行為，裝聾作啞……如果你們攻擊小的盜竊行為，你們就把那個為免于餓死而為自己偷竊生活資料的不幸者送上斷頭臺，而對于那個侵吞數百萬巨款的貪污盜竊犯和那個使二十戶善良家庭，以及二十個在他那里有小額儲蓄的家仆陷于貧困的破產者的高尚事業卻默不作聲。”

　　傅立葉構思了一個名叫“法郎吉”（phalange）的合作公社。在這個合作公社中，每一個成員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來選擇自己每天的工作，勞動創造的財富由大家所有。在“法郎吉”的核心地帶是一個名為“法倫斯泰”（Phalanst岢 res）的巨大建築。這個建築囊括了圖書館、食堂等公共場所，也是所有“法郎吉”成員的住所。大家一起在里面過著集體生活，共同勞動，共同實現理想。

　　傅立葉構想的“法倫斯泰”傅立葉把“法郎吉”的實現寄托在有良心的富翁身上。他的晚年在巴黎度過，每天的生活極其有規律。他一直期望能有一位大發善心的富翁慷慨解囊幫他創造一個“法郎吉”。一直到1837年他在孤獨中死去，仍然無人問津。英國思想家羅伯特歐文（Robert Owen，1771—1858）是少有的能將自己的理想社會構想付諸實踐的人。

　　羅伯特歐文1771年出生于英國的一個小手工業者家庭，在十歲時就到店里見習，不久前往倫敦。1799年9月，他與新拉納克（New Lanark）紗廠廠主的女兒結婚，從而成為這個紗廠的經理和股東。他首先就在這個紗廠推行自己的理念。他停止了工廠里的童工勞動，並為童工開設幼兒園進行教育；同時改善工人的工作條件，提高工人工資水平，縮短工時。在歐文的努力下，工廠利潤年年翻倍，他一夜成名，成為一個有名的慈善家。

　　當然，歐文並不滿足于此，他希望能進一步實踐他的社會主義理想。他在1825年前往美國，在美國的印第安納州的新哈莫尼（New Harmony）買下了一塊地皮，在這里建設了一個勞動公社，與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為理想打拼。不過，現實總是和理想有差距。幾年以後，這個勞動公社就宣告破產，無法維持。歐文的滿腔壯志成了“浮雲”，一貧如洗地回到英國。

　　回到英國的歐文繼續投身工會運動，希望能通過和平手段，通過自上而下的改革實現自己的理想，但他改造社會的呼吁卻不斷遭受挫折。空想社會主義是在資本主義初步發展的階段誕生的。無論是聖西門、傅立葉還是歐文，他們的思想中不免有一些空想的、不成熟的成分，但他們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理想社會的構思無疑給了後人很大的啟示，他們“提供了啟發工人覺悟的極為寶貴的材料”。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創造者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站在他們這些“巨人”肩上，才看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