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投資保增長 深圳整體經濟較健康

　　“深圳多年來都是以低投資保持穩增長的，整體經濟發展形勢比較健康。”對於深圳目前以及未來的經濟發展形勢，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郭萬達持樂觀態度。近日，全球經濟與中國經濟前景展望研討會在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舉行。會上，多位經濟學家預測，2014年許多地方陷入融資困境，投資驅動將難以為繼，而深圳早已走過了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階段，在投資空間上依然大有可為。

　　深圳的負債率遠低於警戒線

　　昨日，李克強總理在全國“兩會”上做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中國將2014年GDP增長目標定在7.5%左右，2014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預計增長17.5%。這與此前多位專家的預測相差無幾，然而多位專家此前也認為，GDP增長要在7.5%左右，就需要投資增速在20%以上，但這個條件看起來很難滿足。

　　摩根大通首席中國經濟學家朱海斌認為，從三駕馬車來看，消費應可能保持穩定，出口相對好轉，但投資增速會放緩。

　　對於投資下行的原因，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表示，過去中國經濟增長很重要的一個投資驅動是負債。但從中央下發的文件來看，中央對地方政府的考核不再以GDP為單一指標，而是考核地方的負債率，因此地方政府的融資能力和融資衝動可能都會受到重大影響。長期依賴投資驅動經濟的地方，投資不穩還將導致經濟繼續下行。“我們看到三四線城市房價在下跌，這是否會引發金融問題，成為一個新的風險還有待思考。”

　　在投資領域方面，朱海斌指出，製造業、房地産和基礎設施三大板塊的投資都不會很樂觀。“房地産方面，今年房價可能還會增長，但是增速會比去年低，而且可能在部分地區會出現一個房價下跌的情況，區域之間的分化會更加明顯。”朱海斌認為，今年無論是政府賣地的收入，還是房地産投資的增速都會出現一個明顯的下滑，此外，固定資産投資也受政策因素將可能出現明顯下滑。

　　但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在經濟增長方面暫時無投資困境之虞。“深圳不再是一個以投資驅動經濟增長的城市，深圳是以實體經濟拉動的。”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表示，相較于很多城市而言，深圳的財力較好，以稅收取代賣地增加財政收入。

　　數據顯示，去年深圳地方公共財政為1700億元，全口徑的公共財政為4800億元，去年GDP有1.3萬億元，但固定資産投資才2000億元，投資對GDP的影響很小，且相比別的地方的負債水準，深圳的負債率遠遠低於警戒線。郭萬達表示，深圳的固定資産投資還相對少了，反而需要加大。

　　改革或難立竿見影，深圳經濟走勢趨穩

　　從中央經濟工作部署中可以看出，今年中國首兩位的目標是穩增長和推進結構性改革。但朱海斌擔憂，平衡改革和增長之間的關係是個難點。

　　“我們在對改革的宣傳中過多地強調改革可能帶來的紅利，但改革紅利可能需要從一個中長期的角度來看，有利於中國在中長期保持一個可持續的增長，而且增長的品質會提高。”朱海斌認為，短期來看，我們做一些結構性調整，毫無疑問會在某些領域對短期增長造成影響，比較明顯的是産能過剩的現象，如果要解決産能過剩的問題，投資或者是經濟增長都會隨之下滑。

　　“另外一個問題是去杠桿化，包括人民銀行或者其他部門都意識到去杠桿化可能會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在去杠桿化的過程之中，經濟的增速也會受到影響。”朱海斌認為，在政府宣傳改革紅利層面需要明白，正在推行的改革，紅利並不一定會馬上反映到經濟的增速上來，很可能在短期內會迎來改革的陣痛。這將容易使我們在反思改革措施的時候得出一些錯誤的結論，造成往前走一步往後退兩步的現象。

　　深圳去年在各個領域推出了多項改革措施，郭萬達把深圳的改革歸結為三個層面：第一種是經濟體制和市場機制的改革。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被譽為激發民間創富熱情、倒逼審批制度的商事制度改革，制度的實惠使得在深圳註冊新公司變得極為便利。第二種是行政制度改革，這個改革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難以立竿見影。第三種是經濟增長方式的改革，比如深圳要發展綠色GDP，要進行産業升級，這就需要調整招商引資的政策，鼓勵戰略性新興産業和高附加值的産業進駐，也就意味著有些高耗能的産業需要被淘汰出局，這在短期內有可能對經濟增速帶來一定影響。這三種改革中，有的改革是激活生産力的，有的是暫時壓制了增值速度的，而深圳顯然在第一种經濟體制和市場機制的改革中力度最大，這種激活生産力的改革大於增長方式的改革，因此，整體來看深圳的經濟還是在平穩的發展，沒有明顯的大起大落。

　　透明的自由+透明的規管=新經濟增長走勢

　　30多年前，深圳經濟特區在改革開放的號角中誕生，如今，上海自貿區、深圳前海金融區等都在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的部署中應運而生。開放意味著更加自由，符合市場經濟的運作邏輯，然而，經濟學家們也因此提出一個問題：有了自由，能自律嗎？

　　不少學者質疑，自由會不會産生各種各樣的問題，如野蠻競爭，究竟能不能有一個自律的市場經濟？“現在的新經濟産生了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就是資訊化，資訊化會使經濟變得更加透明，會解決原來在市場經濟競爭過程中由於資訊不充分、不對稱所産生的很多問題，使這個社會變得更加透明。”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金碚認為，如果自由的競爭能更加透明，它可以不要自律。金碚舉例，在網際網路時代，國家對網際網路的管制是相對較弱的，而對實體經濟的管制較強，但也不見得實體經濟的欺瞞行為比網際網路的少，在自由和自律之間，透明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金碚的觀察中，在新經濟的推動下，無論經濟還是政治，都從一個強制性透明或者強制性公開慢慢演變為競爭性透明或者是競爭性公開。“過去是誰更保密誰更具有競爭性，現在是誰更透明誰才具備競爭力，這是競爭性的透明。”比如在某些綠色産業中，誰的産品資訊更透明、全面，誰就更有理由讓消費相信這是綠色産品，就更有利於該企業的競爭力。金碚認為，如果競爭性的透明行為在我們新的資訊化社會下能夠越來越強大的話，市場經濟自由競爭可能會變得更加自律。

　　然而，自由競爭並不意味著不需要規管，金碚認為這種基於透明的自由上的規範和管理也應該是透明的。“由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來決定資源配置，政府的規範和管理如何更有效率？規管的過程也要更加透明。”金碚舉例，新加坡和香港都是比較自由的國家和地區，新加坡管得嚴，但是透明地管，香港更透明自由，兩個地方都有競爭力。“透明的自由加上透明的規管，能給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帶來一種新的顛覆過去的邏輯，能夠把中國的經濟推向一個新的有增長潛力的走勢。”

　　南方日報記者 卓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