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哨》：一次革命題材創作的探索

　　30年前，作為一個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青年博士生，我有幸選取了中國現代革命文藝史上重要的“左聯”作為研究對象；30年後的2021年，是左聯五烈士犧牲90週年，又恰逢建黨100週年。我想把這個題材搬上話劇舞臺，這就有了話劇《前哨》的誕生。

　　2021年2月到7月，《前哨》在上海完成3輪10場的演出，引起戲劇界和廣大觀眾的關注，並獲得好評。左聯五烈士是龍華24烈士中引人矚目的存在，在他們犧牲兩年後，魯迅寫下《為了忘卻的記念》。可是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事實，近一個世紀以來龍華烈士包括左聯五烈士這樣矚目的革命歷史題材近乎被我們文藝創作遺忘了。因此，當我帶領一批青年創作團隊著手《前哨》創作時，就自覺帶有某種沉重感和使命意識。

　　選擇這一題材，我清晰知道面臨巨大挑戰，如此重要題材為何在我們文藝作品中鮮少涉及，其實也與題材本身帶來的創作難度有關聯。“左聯五烈士”因為五位青年作家都是左聯重要盟員，而且同時于1931年2月7日犧牲在龍華警備司令部而得名，但五位青年作家成長、創作、戰鬥生活並沒有太多交集。如果嚴格按照歷史史實、類似文獻劇的形式而非創作一部虛構性作品，其結構和敘事的難度可想而知。也因此，在戲劇結構創意階段，我帶領創意團隊做了大量工作，最後確定了後來被專家們熱議和讚賞、《前哨》導演馬俊豐概括的“雙線套嵌式”結構。與這一結構相應的戲劇敘事特點是，從當代青年回望90年前，到劇中人在20世紀90年代創作這一題材的劇本，再回到五烈士獄中生活，並融入劇中人在劇中創作的作品，三個年代和三個時空並置，為導演的二度創作帶來了挑戰。

　　後來也不斷有人問我，為什麼把三個年代套嵌起來？怎麼會創造出這樣的戲劇結構？我回答説，不是從教科書中學的，也不是模倣哪個經典作品的，是來源於生活，來源於對歷史與當下的切身感受，來源於創作過程。劇中20世紀90年代的內容有我個人學術道路的痕跡，那時的時代環境和文化氛圍，的確給我選擇研究這一領域帶來很大衝擊，內心感受形成的歷史記憶一直揮之不去。

　　三個年代的套嵌，三個時空，這樣一種創新的劇本結構自然會生成別樣的、多重的意蘊勾連方式，呈現出殊異的、獨特的舞臺面貌。但是，如何選材、如何把五個互相獨立或交叉不多的人物故事連貫起來、如何處理真實與虛構等的關係，需要在劇本階段和二度創作時慎重並創造性地處理。

　　五烈士各自的故事都非常精彩、感人，套嵌式結構把這些串聯起來整合群像。因此這部戲可能在某種意義上打破了傳統現實主義典型人物塑造的模式，跳出了營造舞臺戲劇衝突的傳統窠臼，形成一種散文化的敘事策略。

　　當然創作《前哨》伊始，我們還考慮到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即革命題材、紅色題材與青年觀眾審美的關係。現在看來，我們探索目的初步達到了。10場演出完全按照商業演出模式，形成了觀眾特別是青年爭相購票的景象，接受了市場的檢驗。在創作中我們把戲劇衝突轉移到五位青年親情、友情、愛情、革命情和更加宏大的歷史背景中。同時，在影像創造上的大膽創新，以及100%的原創音樂創作，形成戲劇和電影結合的舞臺呈現方式，贏得了更多年輕觀眾的喜愛和審美共鳴，這些探索和嘗試都值得我們繼續總結。

　　回過頭來看，《前哨》的創作堅守著現實主義立場，但整體上因為多種敘事和舞臺手法的運用、情節場景的合理虛構，浪漫主義色彩也非常濃郁。同時，因為三個時空、三代青年整體上的互動穿越，又使這部劇具備了一定的後現代特徵。

　　《前哨》從首演到第三輪收官，創作團隊在徵詢各種意見中不斷修改和提升，也得到越來越多觀眾的喜愛。我們希望通過探索打造精品，以呈現革命歷史題材舞臺劇的新面貌。（記者 顏維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