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兩千年，去領略嶺南的味道
陶鸮形五聯罐，是一種盛食器。它造型獨特而生動,廣州地區僅發現這一件。聯罐主要流行于西漢前期,有雙聯、三聯、四聯和五聯等多種形式,十分特別。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姜礤 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這件陶船是東漢時期的明器。船首有碇，船尾有舵，舵桿通過舵室固定在船尾部，這是世界上已發現的最早的船舵形象資料。本報記者李韻攝/光明圖片
【策展説】
近日，“海宇攸同——廣州秦漢考古成果展”在中國國家博物館開幕。展出的330余件（組）的珍貴文物，均出土于南越王墓、南越王宮及廣州地區其他秦漢考古遺址。展覽力圖通過廣州地區最具代表性的考古發掘成果，從中華文明的塑造構建、基因傳承、融會交流等角度，在秦漢時期統一盛世的視野之下系統展示嶺南地區輝煌的古代歷史文化面貌與特色。
飲食折射的歷史
民以食為天。展廳裏的南越木簡、“蕃禺”銅鼎、越式銅鼎、銅鍪、銅烤爐等炊具，反映出的水濡、火烹、烘烤、曝曬、煙熏、風乾、冰鎮、鹽腌、發酵等烹飪手段，不由讓人感慨，兩千多前的嶺南已是“吃貨”的天堂。
嶺南地處我國南部沿海地區，具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孕育了豐美富足的物産資源。秦漢時期，嶺南地區的社會生産力獲得了極大的發展，農業發展迅速，因此飲食資源較此前得到了更大程度的開發，這為嶺南飲食文化的繁榮奠定了物質基礎。
從考古發現來看，秦漢時期嶺南人的飲食資源極為豐富，這裡的農作物品類繁多，漁獵資源也應有盡有。人們多以稻米或黍米為主食，同時種植有粟、菽、薏米、芋、大麻子等農作物。秦漢之際進入嶺南的數十萬軍民多是北方人，水稻並非他們的傳統主食，發展五穀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適應中原漢人的口味和習慣。展覽中呈現的漢代陶倉、陶囷（q[~符號~]n，古代一種圓形穀倉。——編者注）、陶屋等建築模型，折射出當時嶺南地區的農業已經發展到較高水準，剩餘糧食得到妥善存儲和使用的情況。
秦漢時期嶺南地區人工栽培的瓜果品類豐富，以荔枝、楊梅為代表的嶺南佳果一直享譽至今。展覽中還有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的一些植物種實，包括葫蘆、葡萄、羅浮柿、甜瓜、荔枝、楊梅等，為了解南越國宮廷日常飲食內容提供了重要資料。據史籍記載，趙佗曾將嶺南荔枝作為珍品進貢給漢高祖。可見，荔枝在漢初就已經被當成殊方珍饈來進貢。今天廣東的從化、增城、東莞三地在漢初同屬番禺，是當時荔枝的主要産地。至漢武帝平定南越後，移荔枝百株于上林苑。但因南北異宜，水土不服，荔枝難以存活，更難結實，後改為“歲貢”。嶺南荔枝進貢勞民傷財，直到東漢和帝時才下詔取消進獻。
先秦時期，棗樹主要種植于黃河流域，棗則是北方人普遍喜愛的佳果之一。而展覽中的一組木簡，則記錄了嶺南地區棗樹種植的情況。這組出土于南越王宮署遺址木簡，5號簡記載：“壺棗一木，第九十四，實九百八十六枚”，一棵編號為94的壺棗樹共結果實986枚，表明南越國已經種植棗樹，將其編號管理並記錄在冊。另一枚木簡上記載的“高平甘棗”應該是來自北方的品種。此外，展覽中的兩件南越王墓鎏金銅壺，在發掘出土時，裏面有許多棗核，原應裝滿了紅棗，可見南越王對棗鍾愛有加。第一代南越王趙佗本為入越秦軍，來自真定（今河北正定一帶），南越貴族喜食紅棗的習慣，應與其北方身份有關。
嶺南人“愛吃”自古如此，對肉食資源的開發利用頗為充分，除牛、豬、羊、雞，還有魚、蝦、蟹、貝等水産，甚至飛禽走獸、蛇蟲鼠蟻等都曾被嶺南人當作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展櫃中，廣州漢墓出土的雞、鴨、豬、狗、牛、羊等動物俑，是當時廣州地區普遍養殖家禽與牲畜的寫照。還有南越王墓銅烤爐，造型精緻，紋飾繁縟，其四足為貓頭鷹造型，爐壁有蟠螭紋和鋪首銜環，另有4隻高浮雕式乳豬，説明烤爐的主要用途可能是燒烤乳豬。發掘出土時，器內保留有整爐帶灰燼的燒土，表明該器應該是南越宮廷實用燒烤器具。南越國宮署遺址還出土了大量的動物殘骸，包括魚、鳥、鼠、梅花鹿等20多個品種，或是宮廷食用後棄置的。
與南越特色飲食有關的展品，還有幾件南越王墓銅鍪（音謀，古代炊具，形似鍋。——編者注）。從器內發現的青蚶、龜足等海産品推定，此類銅鍪主要用於烹煮介殼類食物。南越國時期的貴族墓葬中，常見大量介殼類食物，表明越人嗜食的介殼類食物已被南來的北方漢人所接受，在南越國統治階層的食譜中佔有重要地位。
調料在烹飪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漢代嶺南地區的調味品種類很多，主要有鹽、糖、花椒、姜、醬等。嶺南飲食追求原料的本味，而花椒、生薑等作為調味料，對生鮮的烹飪極為重要。展覽中有一件南越王墓出土的姜礤（cǎ，粗石——編者注），設計巧妙，便於提取薑汁，體現了南越貴族的飲食偏好。陶聯罐是嶺南漢墓出土文物中最具特色的飲食器具之一，往往由3至5個小罐連綴組成，輕巧別致，用來盛乾果或調味料。本次展出的有陶雙聯罐、三聯罐、四聯罐、五聯罐等，尤其那件鸮形五聯罐，造型別致，精彩絕倫，五隻貓頭鷹相互依偎，形象生動，憨態可掬。
器物蘊含的融合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在人們實現豐衣足食的過程中，一系列禮儀文化也隨之産生。因此，考古出土的飲食器具中，蘊藏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秦漢時期，中央王朝曾經數次大規模從各地遷徙民眾至嶺南地區，南越統治者也採取“和輯百越”“漢越雜處”的政策，積極促進族群融合。這一時期的原生越人、南下漢人和漢化越人往往混葬一處。墓中出土的隨葬品，揭示了各種族群的多元飲食習慣和文化交流情況。
原生越人多使用地方特色的青銅器，以及陶盒、三足盒、聯罐、匏壺、甕、瓿（音布，古代的一種小甕。——編者注）等日常飲食器具。南下漢人或已漢化的越人則多使用鼎、盒、壺、鈁（音方，古代盛酒器皿。——編者注）等中原地區風格的青銅器，也有地方特色的印紋陶甕、罐、瓿、小盒等。這種文化融會的情況在南越王墓中體現得十分明顯。南越王墓出土的飲食器具共有30種400多件，按材質可分為銅、鐵、陶、玉等，器物類型包括鼎、壺、鈁、瓿、釜、甑（音憎，古代炊具，底部有許多小孔，用於蒸食物。——編者注）、烤爐、盆、鑒、提筒、掛鉤、勺、姜礤等，文化因素則包含秦、楚、漢、越、巴蜀等多種風格。
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銅器大致體現了秦漢中央王朝對嶺南地區的政治、文化、禮儀影響，陶器則多具地方色彩，這種對比關係在展覽中多有呈現。
嶺南地區秦漢墓葬出土的銅鼎有漢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體現了中國古代青銅文明的多元區域色彩。在春秋戰國時期，嶺南地區僅有少數部族能鑄造青銅器。秦統一嶺南後，大批中原匠人的到來，使中原地區的青銅器及其鑄造工藝也隨之傳入。嶺南匠人吸收了秦、漢及與其毗鄰的楚、滇文化因素，創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越式青銅文化。比如“蕃禺”銅鼎，應為本地鑄造的漢式鼎，器上刻有“蕃禺，少內，容二斗二升”銘文，標明器物所在地、監造機構及其容量。此外，展覽中的南越王墓銅盤、匜、盆、鑒等水器，反映出南越貴族和中原地區一樣有著“奉匜沃盥”等禮儀和習俗。有些水器的器底有明顯修補痕跡，足見當時南越貴族對這些器物極為珍視。
此外，南越王墓還出土有裂瓣紋銀盒、銅框牙卮、角形玉杯等頗具海外文化色彩的特色飲食器具。尤其是船紋銅提筒上繁縟的船隻造型和場景，體現了兩千多年前嶺南地區的造船技術和海上交通能力。它們與展覽中的乳香、玉石器、焊珠金飾、胡人俑座燈等具有異域特色的考古遺存一起，見證了廣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東方起點在東西方貿易、文化交流歷史上産生的重要影響。
（作者：翟勝利，係中國國家博物館策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