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蔣介石就是這樣，採取軟硬兼施的手段，能拉的就拉，能殺的就殺，必要時也可以拿錢收買，制服了一批人。
本文摘自《郭汝瑰回憶錄》，作者：郭汝瑰，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日本侵華，九一八就開始了，儘管1932年十九路軍一？二八淞滬抗日也打了一仗，1934年長城抗日第二十九軍又抵抗了一陣，全國人民發出“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的抗戰歌聲，但是全國性的抗日戰爭要雙十二事變後才真正開始。這是因為蔣記國民黨政權要“安內而後攘外”，對日本的進攻持不抵抗主義，在這一政策支配下，中國連年鬩墻爭鬥，日寇就得寸進尺，侵略不已，雖全國輿論沸騰，總辦不到“槍口向外”。西安事變蔣介石才被迫放棄了錯誤政策，一致抗日。
從1932年初到雙十二這一段時間，我在蔣軍陸軍大學學習和任教，這時國民黨的南京政府，表面上統一了全國，但實際上張學良的東北軍和馮玉祥的西北軍的舊部——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所轄的二十九軍，山東省長韓復榘所轄的第十二軍（孫桐萱）、五十五軍（曹福林）、被蔣介石調到江西“剿共”的孫連仲部、留陜西的楊虎城部、甘肅省的鄧寶珊部等都仍保持半獨立狀態。至於山西的閻錫山、綏遠的傅作義、廣東的陳濟棠（後余漢謀）、廣西的李宗仁、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湘、鄧錫侯、劉文輝及寧夏、青海的馬鴻逵、馬鴻賓、馬步芳、馬步清、馬守援等地方軍閥都割據一方，表面上打著青天白日旗，但蔣介石並不能指揮調動，有的甚至公開對立。
蔣介石可以直接指揮的部隊，一般人都説有嫡系、準嫡系、雜牌三種，但事實上也沒明確的界限，大約可以這樣説：
張宗昌余部徐源泉、孫傳芳余部上官雲相、郭松齡余部郝夢麟、雲南出去的范石生、貴州出去的謝彬、四川出去的郭汝棟、賴心輝等部都是歸順蔣介石的雜牌軍隊（當然從廣義説東北軍、西北軍、桂系軍隊等也可稱為雜牌），雜牌軍隊常有被加上“剿共不力”、“紀律不佳”等罪名而被消滅的可能。有時即使不撤銷番號被改編掉，也得不到補充而日益弱小。他們知道“剿共”是借刀殺人，消耗了得不到補充，所以經常避免與共産黨（當時一般這樣稱呼紅軍）打硬仗。我二弟汝瑚在郭汝棟的四十三軍任過無線電排長，他告訴我，有一次郭汝棟率部追擊紅軍，前衛報告追上了紅軍，郭汝棟立即下令“埋鍋造飯，吃飽了好打共産黨”。汝瑚感覺奇怪就問道：“你天天喊追共産黨，怎麼追上了又不打呢？”郭汝棟忙拉他到旁邊小聲對他説：“我一無補給場所，二無野戰醫院，打下來傷兵往哪送？械彈向哪去補充。”郭汝棟這一生動例子幾乎可以代表所有雜牌部隊的心理。
準嫡系軍隊最初是北伐時期的第二軍譚延闿部、第三軍朱培德部、第六軍程潛部、第四軍的一部分如陳銘樞部等，但以後黃埔學生畢業多了，他們奔赴各雜牌軍，逐漸掌握權力，於是這些雜牌軍也逐漸成為準嫡系。
嫡系部隊，最初主要是北伐時期的第一軍發展起來的，以後新成立的部隊及吞併的雜牌軍，凡主要幹部都是黃埔學生的，都是嫡系部隊。這些部隊分別與何應欽、顧祝同、陳誠、胡宗南、湯恩伯等有特殊關係，因而嫡系部隊又形成許多派系。何應欽受蔣介石猜忌，不敢明目張膽拉派系，但對顧祝同、劉峙及杜聿明、宋希濂、王敬久等黃埔出身的將領，他都能指揮裕如。顧祝同對蘇北的王敬久、韓德勤、方先覺等關係較深，陳誠掌握第十八軍、胡宗南掌握第一軍、湯恩伯掌握第十三軍都自成一派。蔣介石經常製造矛盾，又利用矛盾，以甲制乙，又以乙制丙。借此以掌握軍隊，左右局勢，殊知派系林立，終釀成離心離德的結果。
雙十二前夕，馮玉祥名義上是副委員長，但實際指揮不動軍隊。
1936年12月12日南京一片平靜，我寫講義到深夜，睡得特別酣暢。13日我清晨起來去到黃泥崗買菜，見中央軍校教導總隊的隊伍，全副武裝如臨大敵地開赴下關。我覺得情況有異平常，一打聽才知昨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蔣介石，這些部隊是準備在浦口搭火車開赴洛陽前線進攻張、楊的。我頓時覺得蔣介石不被殺掉也將長期被扣留。內戰發生，兵連禍結，中國又不知道將鬧成什麼樣子。隨後聽説馮玉祥主張討伐，但當他發現他指揮不動軍隊時，聲調就低了，何應欽在嫡系部隊中坐第二把交椅，他一面調動部隊，宣佈徐庭瑤為前敵總指揮，並聲稱派飛機轟炸西安，一面電邀汪精衛返國主政（我聽説汪返國途中曾去日本勾結）。隔兩天又聽説宋美齡、宋子文等主張不打，認為打就是置蔣介石于死地，隨後聽説蔣的美籍顧問端納到了西安，繼而宋美齡、宋子文于20日、22日相繼去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