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五四時期“廢婚派”亦如過江之鯽，他們對帶有專制傾向的舊式婚姻和標榜自由的新式婚姻都表示出了難以克制的厭惡，並極力主張廢婚，其中不乏無政府主義者。比如，師復（1884—1915）在上海創建“中國無政府共産黨”時即宣告：“本自由平等博愛之真精神，以達于吾人理想之無地主，無資本家，無首領，無官吏，無代表，無家長，無軍長，無監獄，無警察，無裁判所，無法律，無宗教，無婚姻制度之社會。”同樣，江亢虎（1883—1954）在1907年大呼“有宗教之苦、有國家之苦、有家庭之苦”，並系統提出了“無宗教、無國家、無家庭”的“三無主義”。正是在此基礎上，江亢虎在1911年建立了“三無主義”政黨——中國社會黨，這也是中國首個以黨命名的政治團體。兩年後，被袁世凱借內亂之名強令解散。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0年第3期，作者：熊培雲，原題：《要不要廢除婚姻和家庭？——民國的一場“另類筆戰”》
上世紀20年代，中國的公共空間已經多有氣象。有人主張廢除婚姻和家庭，有人激烈反擊……然而論戰參與者均就事論理，保持了謙謙君子之風，這種討論問題的“君子之爭”，適足為今人借鑒。
洪秀全、康有為、毛澤東“去家廢婚”之理想
談到20世紀中國廢除婚姻與家庭的呼聲，還得從19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運動説起。
1845年，受基督教影響，洪秀全寫下《原道救世歌》，主張打破國家、種族、階級和家庭的界限，一切人類都是上帝之子，天下一家、共用太平，所謂“天下多男人，儘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儘是姊妹之群”。待太平天國初建，據此推行新政，當時的做法是以25家為單位，一切生産物除家庭生活必需外，其餘都歸繳國庫，婚喪等事由國庫統一供給；兒童、老人及殘疾者，由社會公養；禁娼、禁淫、禁奴、禁一夫多妻制，提倡男女平等。為建設一個地上天國而廢除家庭，這該算是中國歷史上“因國廢家”的最早實踐了。
當然，具體到其時所謂的“婦女解放”，你也許難免感慨，這種“解放”仍不過是“才出夫權，又入政權”。畢竟，這種男女平等並非人之意義上的平等，而是戰士意義上的平等。或者説，由夫權而政權，是軍事共産主義政治下的婦女解放路徑。
至於洪秀全依靠“口吐白沫”建立起來的太平天國，並沒有所向披靡。手持重兵的曾國藩等儒生決意為維護名教而奮死決戰，固有的家族制度因太平天國的速亡而得以持續。
然而，在這個革故鼎新的時代，廢除婚姻與家庭的浪潮並未因“洪楊之亂”的平息而聲退。1902年，康有為寫就《大同書》，將“去家廢婚”上升到理論：既然佛法求脫苦時要求“出家”，不如使其“無家可出”；既然家庭肇始於婚姻，“去家”就得重新設計婚姻。康有為的“交好之約”的確讓時人眼前一亮。該約由男女自願制定，最長不超過一年，最短不少於一月，不得有夫婦舊名，婦女不從夫姓，刪除所有從夫限禁，所生子女由公家養育為“世界之天民”。孩子成年後，由政府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産事業，各以其勞作所入自由享用，死後火葬。最有意思的是，火葬場要緊靠肥料場。概括人一生的“從搖籃到墳墓”變成了“從搖籃到肥料場”，或曰，“我們來自塵土，我們歸於肥料”。
康有為的烏托邦理想，很容易讓人想起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闡述的廢除家庭的“共産共妻”制。而與康有為同時代及後來的知識分子，對其觀念也多有支援或呼應。如，譚嗣同在《仁學》一書中抨擊三綱名教桎梏人心，主張廢棄君臣、父子、夫婦與兄弟四倫，建立自由平等的朋友關係及“一家一人”的大同社會。同樣，梁啟超也主張打破家族觀念，以求新民。只是他並不主張去除家庭，而只是反對早婚，希望實行“男子三十、女子二十”的一夫一妻、老夫少妻制。
恰同學少年，毛澤東年輕時同樣深受康有為影響。有兩件事可佐證。一是從毛澤東發表在《湖南教育月刊》1919年12月號的文章《學生之工作》中，可明顯看出他傾心於《大同書》裏的觀點，如“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豢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二是在“大躍進”時期，毛多次提出過廢除家庭的主張，並鼓勵人民公社大辦公共宿舍和公共食堂。據説在1958年人民公社運動開始時，中央農村工作部幹部到徐水縣時，除帶開工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還有康有為的《大同書》。而在肯定《大同書》價值的同時，毛澤東也承認康有為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大同的路。當然，毛本人也沒有找到。當他將年輕時的夢想付諸實踐時，新中國很快變成了一個茶几，上面擺滿了無窮“杯具”（悲劇）。
重新回到上世紀初。不得不承認，“去家廢婚”在以否定傳統為急務與時尚的五四時期漸成潮流。除了主張小家庭制（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經濟獨立）外，相當一部分新式知識分子更傾向於廢除婚姻與家庭的無家庭主義。
這自然與當時的大環境不無關係。隨著社會結構與經濟結構的變動，中國傳統的農耕文明開始向近代社會文明轉型，社會越來越開放，以家庭為核心、建立在血緣與地緣之上的人際關係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更重要的是，為了一個新社會的到來，才子佳人們也在不遺餘力地尋找文化替罪羊，以此作為他們與舊時代徹底決裂和新社會開始的標誌。而限制人性自由的婚姻自然首當其衝，成為年青一代反思與攻擊的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