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國民政府沒有搞全國統考和聯合招生，高考全由各院校自行招生，但也受到教育部管理備案。至於是否考作文、怎樣考，則是各有各招、各自命題的。只是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的三年多裏，由於全國各大學紛紛遷移到以重慶為中心的比較安全的“大後方”，才實行全國統一招生，但作文題還是各出各的。
一九二九年北京大學的國文考試只是一道作文題，考生寫好作文就行了。那年作文題分甲部、乙部，其甲部試題是：“清季曾、李諸人(即曾國藩、李鴻章)提倡西學，設江南製造局、翻譯科學書籍甚夥，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對於當時社會影響甚微？試言其故。”乙部試題是：“清儒治學方法，較諸前代，有何異同？試略言之。”一九三二年北京大學入學考試的作文題，是要考生將詩聖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翻譯成白話散文。
一九三二年清華大學的國文考試，有三四題目供考生自選，其中一題是“對對子”，上聯為“孫行者”，要考生對下聯。“孫行者”即人們耳熟能詳、協助唐僧西天取經的“齊天大聖”孫悟空，下聯三個字當然也應該是個人名，此題看似簡單實則不易。結果只有三位考生對上，較佳一聯對的是“胡適之”。“胡適之”是當時北大名教授(後為北大校長)。這裡，一為神話人物，一為當代大儒，“孫”對“胡”(猢猻)，“行”對“適”，“者”對“之”，可謂對仗工整、嚴絲合縫，既有趣又合乎要求。另一位考生答得更好，他寫的是南北朝著名數學家祖衝之，“祖衝之”對“孫行者”，更是天衣無縫的“絕配”了！
出這道題的是清華名教授、國學大師陳寅恪。有人認為陳寅恪出此怪題是為了調侃一下胡適，其實非也，陳寅恪內定的標準答案是清代學者王引之和祖衝之二人。楹聯也算我國國粹之一，陳寅恪希望通過“對對子”的形式來檢閱考生的古文基礎和國學修養，其初衷和用心之良苦不言而喻了。一九四六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三校聯合招生，作文題是《學校與社會》，這道題目很簡單，容易駕馭，揮筆即就，多數考生不慌不忙信手寫來，不到半小時就寫出一千余字，當時京津一些報紙副刊還爭相摘錄刊登該屆高考範文呢。
一些文學青年揮筆寫文每每得心應手易如反掌，但在數學面前卻往往如臨深淵束手無策，其命運如何呢？民國時期一些青年才俊的高考經歷，也頗值得回顧的。
一九三○年，二十六歲的青年詩人臧克家報考國立青島大學(今山東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聞一多出了兩個作文題：一是《你為什麼投考青島大學？》，二是《生活雜感》，兩題任選，而臧克家卻把兩題都做了。他寫的《生活雜感》只有三句話：“人生永遠追逐著幻光，但誰把幻光看作幻光，誰便沉入了無邊的苦海！”這獨具異彩的三句話“雜感”短小精悍卻極富哲思，立即打動了主考官聞一多，聞一多咏誦再三拍案叫絕，破例給了他九十八分的高分。結果，雖然臧克家數學考試只吃了“零蛋”，還是被青島大學文學院破格錄取了。其實當年聞一多報考清華時，也是因作文過於優異(其他科目平平)被主考老師賞識而破格錄取的，聞一多對臧克家恐怕也有“惺惺相惜”的心理罷。臧克家因此成為聞一多的高足愛徒，與另一詩人陳夢家合稱“聞門二家”。
一九二九年，錢鐘書報考清華大學，數學考試遭遇“滑鐵盧”，只得了十五分，但國文和英文成績卻特別優秀，英文還得了滿分，當時的清華校長羅家倫打破常規，破格錄取了他。從此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壇多了一位學術大師，其日後的代表作《圍城》、《管錐編》、《談藝錄》等更是名滿天下。無獨有偶，一九三○年吳晗報考北京大學時，國文、英文各得了一百分的滿分，數學卻考了零分，北大不予錄取。他不甘心，又轉考清華大學，結果國文、英文又考了一百分，數學依然是零分。但清華大學經過慎重考慮，毅然決定破格錄取他為歷史系學生。吳晗果然不負眾望，成為我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明史專家，其雜文《談骨氣》還入選中學課本，至今被人們廣為傳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