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余華説，在現在的中國生活一輩子，相當於國外生活幾輩子。

　　在一片世相紛繁、經濟高歌猛進之中，如果能撥開迷霧，我們會發現，中國的真問題，仍然在於改革的公平、國家的民主、改革成果能否盡可能惠及大多數人。2005年中，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發表文章，警告中國的貧富差距已達到黃色警戒線，接近非常危險的紅色警戒線。

　　王斌余事件就是一個強烈信號：含辛茹苦幾個月，卻拿不到工錢，這位可憐的農民工在激憤之下連殺四人。這，正表明社會弱勢群體由受虐轉向施虐的報復傾向，以及在此背景下社會和諧遭遇的嚴重挑戰。

　　更令人深思的是，另一個由農民工佔主角的群體——中國煤礦工人，正頻頻集體殉葬于中國波瀾起伏的經濟巨輪下。近年來，中國礦山的爆炸、坍塌或透水事故連連發生，根據國家安監總局的數據，截止到2005年12月11日，2005年全國共發生煤礦事故近三千起，死亡的煤礦工人數達到5491人，比2004年同期增加了206人。

　　成百上千的死亡，讓中國礦工成為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失諧的最好注腳。

　　因為他們辛勤的付出與汗水；因為他們身處潮濕黑暗，卻給世人帶來溫暖和光明；因為他們臟難險重的工作，哺乳著這個國家的經濟引擎；因為埋葬他們的爆炸聲，共鳴著中國兩極分化的警報聲；也因為國人對這種爆炸聲的強烈質疑，中國礦工，成為2005年南方人物週刊的年度人物。

　　在2005年的這個冷澈的冬季，本刊記者兵分三路，分赴江西萍鄉安源煤礦、河南新密大平煤礦，以及廣布山西各地的小煤窯，貼身採訪了三個典型意義上的中國煤業細胞——一個採煤班組和他的成員，一個從礦難死亡線上掙脫的礦工和他的家庭，一個産煤大省的小煤窯利益鏈，深入礦井而後形于文字。我們相信，它們還原了中國700多萬煤炭工人——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礦工群體在非典型環境裏的典型生存。

　　如同每一位生活在中國的普通百姓，在平靜的日子裏悲歡離合，在柴米油鹽中喜怒哀樂一樣，每一位礦工都有他們的故事，不同的是，他們的工作場所時刻面臨危機，他們的故事，更關乎生死謎，手足情，更關乎個人生存的底線，以及中國經濟成長最高昂的代價。

　　令人遺憾的是，就在記者在各地採訪時，中國各地的礦難依然不絕於耳。

　　回顧一下有關數據是必要的：

　　中國煤炭工人總數有700多萬，比全世界所有其他産煤國的煤業工人加在一起還要多。

　　農民工佔下井工人的絕大多數。即便是國有煤礦，在井下第一線的也大多是農民工；至於全國各地礦區漫山遍野的小煤窯，更全是清一色的農村青壯年。

　　截止到2005年中國煤礦事故死亡人數，遠遠超過世界其他産煤國家煤礦事故人數的總和，每年死亡大約6000多人。

　　中國單位産值能源消耗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單位GDP污染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準的十幾倍，正如中國單位GDP的高能耗一樣，單位煤産量所犧牲的生命也高居世界第一——2003年全世界産煤約50億噸，死亡人數8000人左右，中國煤炭産量16.6億噸佔33.2％，而死亡人數6434人佔80.4％。煤礦百萬噸死亡率是美國的近100倍，俄羅斯的10倍，印度的12倍。

　　2004年，共有6009名中國礦工在爆炸、透水、塌方和其他事故中喪生，佔世界礦難死亡總數的80％。

　　爆炸響起、烈火吞噬、巷道坍塌、洪水衝撞之際，礦主們損失的是金錢，官員們損失的或許是官運，只有礦工，丟掉的是生命。

　　因小説《神木》而聞名的煤礦題材作家劉慶邦説，一個礦工的死亡所造成的精神痛苦是廣泛的，不是孤立的；是深刻的，不是膚淺的；是久遠的，不是短暫的。

　　“我們通常衡量一場事故的損失，是以‘直接’、‘間接’、‘經濟’、‘萬元’等字眼作代碼的。我一直不甚明白，一個生命的死亡算不算經濟損失，如果算經濟損失的話，生命是怎樣換算為經濟的，或者説怎樣換算為萬元的，換算的依據和標準是什麼？”

　　把遇難礦工的名字一個一個地寫出來，念出來，就像美國人在紀念“9?11”時不厭其煩地念完三千多罹難者的名字一樣。這不是形式主義，而是對生命的尊重。

　　中國礦工常説的是：今天晚上把鞋脫在井上，不知明天還能不能穿。而在美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煤炭行業已經成為“本質安全型行業”。值得一提的是，在煤炭佔國內生産能源1/3的美國，20世紀末煤礦工人數已減少到8.1萬。

　　要減少礦工的死亡，必須減少礦工的總數。恰如“要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

　　我們説，什麼時候中國的煤礦工人數量驟減，主要依靠機械作業；中國的出口模式由“中國製造”變為“中國創造”，這，將是中國礦工的新生，也是這個國家的新生。

　　最後，我們祝福，每一位礦工，今天，明天，以後更長的日子，你們平安回家。

　　你們的平安回家之路，也是中國的平穩變革之路。

　　(南方人物週刊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