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者 楊媚
最近，“名著改編”這個並不新鮮的話題，又隨著一眾現當代文學名著登上熒屏而被熱議。如今，《平凡的世界》、《新京華煙雲》、《紅高粱》已經相繼播出，《白鹿原》等多部影視劇也在籌備中。
在收穫天然關注度之餘，現當代名著改編最容易引起爭議的無疑就是影視作品對原著的“忠實度”。尤其是兩部當代文學巨著《紅高粱》和《平凡的世界》各自收穫的兩極評價更凸顯了影視改編的兩難之境：以新的解讀來改動故事容易被斥“顛覆閱讀記憶”，最大程度地忠實原著又容易與當今影視觀眾的審美習慣相違。
其實，從小説到戲劇，“改”是一定的。名著走上熒屏，究竟如何才能抵達“不平凡的世界”？ 情懷式的“守護”和創新性地“再造”之間的兩難尺度如何把握？為此，記者採訪了多位編劇、導演、製片人和劇評人。在他們的敘述中，我們也許能一窺名著改編的奧妙。
現當代名著“不該被遺忘在角落裏”
從經典文學作品裏找題材，是當今影視創作的“速效捷徑”，借著名著的基礎，影視作品能收穫天然的關注度和話題性，對作品票房、收視率和投資方的成本回收都有極大幫助。因此，即便“有多少期待就有多少爭議”，名著翻拍依然頻掀熱潮。
記者發現，在這一波名著改編潮中，主角幾乎都是現當代文學名著。眾所週知，因為題材所限和年代相近，改編現當代文學名著比起古典四大名著、金庸武俠等題材更容易遭受非議和質疑，觀眾對“還原原著”方面更為挑剔，不像後者，即使主創打出“顛覆”的旗號也響應者眾。記者採訪多位投資方和編導發現，把對自己成長過程影響至深的名著以影像的方式呈現給觀眾，是許多影視人的情結。
如今《平凡的世界》正在東方衛視熱播，導演毛衛寧直言，如果僅僅是為了收視率不會選擇拍此劇。“路遙的這部巨著不該被遺忘在某個角落，被人永遠銘記談論才是它應有的命運。我認為名著會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一次翻拍，這是重現這個年代對當年的經典的一種理解。我們更強調的是這部書的精神作用的藝術再現，希望能讓這本對我們60後、70後影響很大的書，能夠影響到80後和90後。”
“點燃人們心裏的那把火，讓它燃燒起來。”製片人李娜説。
電視劇《紅高粱》的製片人季樺也説，自己是莫言小説的忠實讀者。“之所以從莫言眾多小説中選定《紅高粱家族》，除了看中電影《紅高粱》的世界影響力，也因為這部作品更能傳遞山東地域文化。我們的合作基礎是一種山東情懷。”
資深電視製片人徐奔奔認為，從市場的角度，廣電總局對古裝劇的限制越來越嚴格也是導致當代名著被翻拍的原因，今年起更明確要求，所有衛視綜合頻道黃金時段每月以及年度播出古裝劇總集數，不得超過當月和當年黃金時段所有播齣劇目總集數的15%。這樣一來，武俠劇和古典名著的翻拍空間就被壓縮了，許多影視人於是紛紛從當代名著中找靈感。
即便“95%高度還原”，依然褒貶不一
然而，要抵達“不平凡的世界”，名著改編的征途卻一路坎坷。既要盡力維持原著的原貌，又要因應影視創作規律進行符合時代精神和觀眾審美趣味的改編，二者之間的落差極難把握。
《平凡的世界》編劇溫豪傑總結改編之難，其中第一難就是“百萬字原著大部分是內心描述、場景描述、境遇描述，真正的戲劇性不多。一句話，原著是人物狀態，而戲劇需要人物戲劇。但是尊重原著靈魂的同時又要戲劇性。”
從第一集開始，該劇就對路遙筆下的“平凡世界”作了一番極有誠意的還原。漫天飄揚的雪花，實景搭建的往日校園，還有小説原文旁白等，營造了厚重的時代氛圍。溫豪傑稱，電視劇高度還原小説內容，表現了95%的故事情節和人物關係，只對個別情節和人物做了調整和合併。比如把金波和潤生合二為一，為了讓“少平身邊能有一個自始至終陪伴成長的人物”；把著墨點分配給少安、少平和田福軍，“代表三個群體，涵蓋了時代眾生相，成為一個‘平凡的世界’。”
這樣的高度忠實，有小説迷稱“重拾感動”，在故事、場景、地貌、演員方面都有值得稱道之處。劇評人曾念群認為，有些作品是被許可用來娛樂的，而有些作品還是嚴肅點好，比如《平凡的世界》。但也有觀眾認為，主創忽略了影像本身的功能，那些“臉像炭火一樣發燙”、“手忙腳亂地給生産隊的病牛灌湯藥”等旁白，完全可以通過畫面表達，正是由於太過忠實原著、改編不盡符合影視劇規律，才使得劇變得“不好看”。
劇評人邵達人説，該劇給浮躁的電視劇市場增添了厚度，虔誠的創作態度值得點讚，但對原著的改編卻不盡落地。“比如導演説大段大段的旁白是為了讓觀眾回憶當年聽廣播劇的感覺，這種‘情懷式的創作’太過注重形式感了。劇就是劇，要從做好故事的角度出發。”
情懷式“守護”與創新性“再造”，並非不可調和
即便高度還原依然褒貶不一，收視率也與原著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不相匹配，這就是現當代名著的普遍遭遇。
相比起《平凡的世界》強調對原著小心翼翼的守護，女編劇趙冬苓的《紅高粱》則大膽地“在莫言的肩膀上重新創造了一個世界”。她改變了原著和電影中的寫意風格，加入了多條故事線和情節，角色也擴充到58個。比如新增初戀男友張俊傑，為九兒書寫了一段“感情前傳”；新增代表傳統美德的單家大少奶奶淑賢，與九兒的叛逆形成強烈對比。她認為，這些人物衝突一方面使節奏更為緊湊，另一方面也迎合觀眾對兄弟成仇、三角戀愛、女人心計等戲劇元素的審美需求。
此外，趙冬苓還一改原著和電影版中以“我爺爺”的男性敘事角度，換而採用“我奶奶”作為敘事主體，在女性觀眾為收視主體的當下，這一重大改動顯得十分討巧。莫言也表示認可，認為這樣的改編“是非常正確的策略”，原著中人性的張揚、強悍的生命力和狂野的精神得以最大程度體現。“名著是座山，敬之，仰之，攀爬，然後踩于足下。山本來不就是供人攀爬的嗎？”她説。
自然，這樣的改編也非人人買賬，吐槽聲也不小，但《紅高粱》在收視層面的成功卻是毫無疑問的，從電視收視率到網路播放量都遙遙領先。徐奔奔分析，趙冬苓的改編高潮迭出、符合當下觀眾審美需求，此外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熱度仍在，“周迅+鄭曉龍”的組合更是話題性十足。
“很多觀眾往往喜歡用‘忠實原著’向主創發難，主創也容易出於對原著的情懷以及對作家的敬畏而在改編時畏首畏尾。但有種説法是，一旦進入到影視作品的改編階段，小説就失去了文學性，主創應按照電視劇的創作規律進行改編，否則，留住了情懷卻往往是在向觀眾説不。”邵達人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