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全國兩會期間，除了“反腐”、“新常態”、“深化改革”、“簡政放權”等備受關注的熱詞外，一個渾身散發濃郁文化氣息的詞彙——“書香社會”，也“迸”入了代表委員們的熱烈討論裏。

　　“建設書香社會”首次亮相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為報告增添了一份詩意浪漫的同時，也引發人們思索：移動網際網路時代，當人們的時間被快餐化、碎片化的資訊佔據，如何讓“書香”浸滿社會？

　　關於構建“書香社會”，在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文化領域的名家委員們自有獨到的看法。

　　“書香”，一個美麗的詞彙

　　“書香，是那麼美的一個詞彙。”當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文聯副主席馮驥才聽到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書香社會”時，表示“很有感覺”。

　　“忠厚傳家久，詩書繼世長”。中華民族自古以來便有強調仁孝清廉、耕讀傳家的家風。

　　馮驥才説，在中國古代農耕社會，“漁樵耕讀”，即漁夫、樵夫、農夫與書生，是四個比較重要的職業。書生作為其中之一，經常出現在雕刻和民俗畫中，可見人們自古便對知識充滿崇尚。

　　“在東方，我們不僅是文化大國，我們還是文化貴族。”馮驥才説，回望歷史，諸子百家、唐宋八大家、四大名著，古代的繪畫、音樂、戲劇……諸多燦爛的文化文明都靠書籍來傳承。

　　“書中記錄的經驗因此變成了我們的直接經驗。”全國政協委員、國家一級編劇王興東説，書籍不光能滋養人的靈魂，還能提高人的修養。

　　“‘書香’讓人安靜地思考”，王興東説，它們就像一把接一把的“鑰匙”，引人走向人生的目標，鋪就成才的道路。

　　“讀書讓我做人有原則”

　　“讀書讓我做人有原則，正是因為有原則，人們尊重的是我這個人，而不是因為我寫了多少字。”全國政協委員、當代著名作家梁曉聲説。

　　梁曉聲講了一個故事。有一年，德國的三家電視臺到北京採訪他，談了很多之後，記者話鋒一轉，“請你談談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現？”

　　梁曉聲彬彬有禮地，但不無遺憾地告訴他們，“我知道你們的採訪用意，但你們選錯人了，恰恰在文革中，我以一個少年所能做到的方式同情和幫助了那些受到迫害的人。”

　　1966年，梁曉聲初中畢業。那時，文革已經開始。“很多書被燒掉了，中國進入了一個沒有書籍的時代。”

　　在下鄉之前，他找到班主任老師，對他説，“我的眼所見的這一切都是錯誤的，甚至是邪惡的。”

　　“像我這樣在青年時代讀過那麼多書的人是不多的。”梁曉聲説，道理就在那擺著，為什麼當時那麼多人沒覺得呢？因為他們沒讀書。

　　梁曉聲説，讀書讓人懂得事理，會使人向好。

　　如何構建充滿書香氣息的社會？

　　“走在街上，我滿眼看到的都是不讀書的人。”梁曉聲説，如今很多人沒事兒的時候就坐在那裏盯著手機，成為“手機控”、“低頭族”。

　　王興東也有同感，現在很多人讀書越來越少，反而看了大量的垃圾資訊。

　　而在過去，王興東説，“我們搬家時準備最多的就是紙箱子，讀過的、沒讀過的書統統裝進去。”

　　馮驥才説，雖然手機也能看書，但紙質書是手機無法替代的。“因為書有時是需要反覆翻的。”

　　在梁曉聲的包裏，總有他隨身帶的兩三本書，一有時間他就拿出來看。

　　“書籍很難影響18歲以上的人。”梁曉聲認為，應給孩子們更多時間去讀感興趣的書。

　　談及為孩子選書的經驗，馮驥才説，在孩子成長的不同時期，他會為孩子選適合看的書。“感興趣了，讀書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馮驥才同時批評，大量的農家書屋雖然建起來了，但裏面很多書都是出版社用車拉過去的賣不出去的書，“農民根本不看，因為那些書跟他們的生活沒有關係。”

　　在王興東看來，讀書就像談戀愛，你愛上這個領域就會去深入研究，很多人的成才正是因為選擇了書籍作為他的導師。

　　“大家都怕寂寞，而讀書的人不怕寂寞、不怕孤獨，這就是讀書的好處。”梁曉聲説。(作者 高紅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