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注意到，報告中並沒有説明這些圖書的採購時間，相關的館藏統計更像是歷年累積而成的數據。從這個角度出發，九久讀書人副總編輯彭倫認為，考量文學作品影響力最硬的指標，應該是作品在多少國家出版、被什麼樣的國家出版以及銷量。同時，類型文學與嚴肅文學讀者面也不同，所以單純以量來做比較説明不了多少問題。

　　同樣對圖書館數據持保留態度的，還有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羅崗。他表示：“麥家的作品是作為類型小説被翻譯的，當然收藏的公共圖書館多。但是類型文學不能代表文學的全部。”

　　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中國當代文學中，海外出版情況較好的仍然集中在余華、莫言等極少數幾位作家的作品上，這一情況目前並沒有改變。這一現象的背後，是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的低迷。有學者注意到，上世紀50年代起編輯發行的英文版《中國文學》月刊已經停刊；另一套旨在介紹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英、法文版叢書也已不了了之。

　　從技術層面來看，版權代理和翻譯成為阻礙更多中國當代文學“蜚聲海外”的兩大因素。

　　新銳作家小白的長篇小説《租界》能夠以義大利語、英語、法語、德語和荷蘭語等多個語種在相關國家售出版權，就與九久讀書人和國外主流出版界的密切聯繫有關。但放眼整個中國現當代文學領域，海外版權的專業化程度仍然無法與國際對接。哪怕是麥家的《解密》，儘管已經被譯成12種語言並與17家出版社簽訂出版合同，其海外版權代理人譚光磊還是將其歸功於難以複製的幸運與巧合。

　　莫言的英文譯者是美國人葛浩文，《三體》的英譯者劉宇昆是生長于美國的華裔，《解密》的英譯者是英國人……近年一系列在海外引起關注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背後都有一名外國譯者。有學者認為，這一現象對於更多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具有啟示意義。上海外國語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翻譯研究所所長謝天振指出，長期以來，我們在文學傳播上採取的都是由國內翻譯家把作品翻譯成外文的做法，效果並不好。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紅樓夢》：由楊憲益、戴乃迭共同翻譯的英譯本儘管在國內翻譯界有口皆碑，其在英語世界的傳播和影響卻遠遠不及英國人霍克斯的版本。原因很簡單：翻譯的傳播過程存在時間差和語言差，眼下外國人接受中國文學的水準，實際上還處於近代中國的林琴南時代。此時需要更加熟悉當地讀者語言習慣和審美趣味的本土譯者，來推動中國文學在海外的落地。

　　究竟該以什麼樣的視角來看待中國文學的海外影響力，成為許多業內人士關注的焦點。文學作品的海外接受度，和世界範圍內的文化話語權密切相關。在這種情況下，尤其需要國內文學界擺正心態：海外影響力，不應成為判斷中國當代文學的權威參數。

　　在羅崗看來，世界上所有作家都不是為了被翻譯而寫作的，當代中國作家也一樣。如果一味追求來自海外的接受與認可，就會被外來的風吹得東倒西歪，變成追趕潮流，在創作中失去了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有不少評論家認為，每個作家，真正面對的首先應該是自己的土地和與自己操著同樣語言，承擔共同歷史和現實命運的讀者。也就是説，根本問題就是作品首先是為誰書寫的，作品的第一讀者是誰。只有在這個前提下，如果我們的作家們意識到世界上也有其他讀者存在，才不是一件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