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大陸與臺灣一樣，都是任列強宰割的棄兒

　　去年年底，臺灣屏東縣文化處拆下了位於石門古戰場一座紀念碑上“澄清海宇還我河山”的碑文，準備恢復日本殖民時代“西鄉都督遺跡紀念碑”，在海峽兩岸引起強烈反響。

　　石門古戰場的這座紀念碑建於日本殖民時代的1936年，紀念當年“牡丹社”事件日軍侵臺最高指揮官西鄉從道。

　　1874年，日本以琉球藩民被臺灣東南部高山部落排灣族殺害為由，由陸軍中將西鄉從道指揮大舉入侵臺灣。5月8日，日軍于社寮登陸。5月22日，日軍進抵石門（今屏東縣牡丹鄉石門村），排灣族民眾憑藉險要地形頑強抵抗，日軍以炮火轟擊，並攀登峭壁佔據有利地形。在日軍猛烈進攻下，牡丹社酋長阿祿古父子陣亡，排灣族民眾潰散，逃入深山。日軍屠村焚寨，一路掃蕩牡丹社、高佛社、女奶社，至7月1日各部落相繼投降。腐敗無能的清朝政府為平息事態，竟與日本簽訂《北京專約》，賠償日本白銀50萬兩。史稱牡丹社事件。

　　“牡丹社”事件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第一次對外侵略戰爭，也是中日近代史上具有分水嶺性質的事件。這次戰爭，日本看出了清朝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外強中乾，激起了日本侵略中國征服大陸的野心。事隔5年的1879年，中日關於琉球問題談判破裂，日本無視中國反對即單方面宣佈廢“琉球藩”改“沖繩縣”，延續了450年的中國藩屬國琉球滅國。20年後的1895年，日本發動侵朝戰爭，中日海軍黃海決戰。這場史稱“甲午戰爭”的中日之戰，中國戰敗被迫簽訂《馬關條約》，臺灣離開祖國懷抱，成為日本殖民地。

　　從“牡丹社”事件到“甲午戰爭”，它們不是孤立的戰爭，貫穿其中的就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征服中國的野心。多數人可能不知道，當年屠殺牡丹社排灣族民眾的西鄉從道，也正是甲午戰爭的日軍最高指揮官。1936年，日本殖民當局在石門建碑紀念西鄉從道，以此宣揚日本武士道精神，對臺灣人民實施皇民教育，就是要在精神上徹底征服臺灣人民。

　　説到西鄉從道，不能不説他的哥哥西鄉隆盛。西鄉隆盛與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桂小五朗）被稱為“維新三傑”。1868年西鄉隆盛任倒幕陸海軍負責人，一舉打敗幕府軍隊。倒幕運動成功後，1872年西鄉隆盛被天皇任命為陸軍元帥兼近衛軍都督。1873年，西鄉隆盛因“徵韓”與大久保利通等發生矛盾。當時，日本國內初定，許多問題亟待解決。西鄉隆盛為了解決下層武士生計建議徵韓，他提出對臺灣、朝鮮“奪取此等之地，歸我所有，以永鎮皇國之南門”，並提出自任使節使韓，使用外交手段激怒朝鮮，讓朝鮮殺了他，這樣日本就師出有名。此議未被採納，西鄉隆盛憤而辭職回到鹿兒島。1877年因參與判亂兵敗自殺。

　　西鄉從道也是“倒幕”運動的活躍分子，參加過著名的鳥羽伏見之戰。與哥哥西鄉隆盛一樣，西鄉從道也是一個軍國主義擴張者。1874年，西鄉從道被任命為臺灣藩地事務局都督，率軍攻打臺灣。“牡丹社”事件結束後，西鄉從道認識到要征服中國就必須建立強大海軍，遂從陸軍中將轉為海軍中將，説服政府增加海軍投入。在他的主持下，日本海軍迅速發展，1875年就購置了“扶桑”、“金剛”、“比睿”三軍艦，這是亞洲當時最先進的鐵甲艦。至甲午戰爭時，西鄉從道己是陸軍大臣兼海軍大臣，是侵華戰爭的主要決策指揮者。從1874年到1895年，西鄉從道指揮發動了兩場侵華戰爭。這兩場戰爭使日本積累了國家建設起飛的物質基礎、軍國主義擴張的精神信心，徹底走上了侵略擴張之路。而中國近代化建設被打斷，更加積貧積弱，開始了被瓜分被奴役的悲慘命運。

　　翻開近代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包括大陸、臺灣在內的中華民族，都是那個時代任列強宰割的棄兒。甲午割臺，是臺灣的悲哀更是中華民族的悲劇。列強，特別是日本軍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傷害，是任何有良知的中國人都不能忘懷的。甲午戰爭後，日本屠殺臺灣人民，推行皇民教育，把臺灣推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中。而日本在甲午後對大陸的一系列侵略更是殘酷慘烈，僅14年抗日戰爭，大陸就犧牲了3000多萬同胞。

　　在日本戰敗70多年後的今天，臺灣居然有人要恢復紀念侵略者劊子手的紀念碑，這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從未有過的“壯舉”吧？即便媚日，也不能把直接屠殺先民的劊子手當神供著吧？這種做法不僅傷害當地排灣族人民的感情，更傷害包括臺灣人民在內的中華民族的感情。是無知，更是精神文化的自虐。

　　臺當局正以“轉型正義”之名為製造不正義的劊子手樹碑，這樣的轉型還是不要了罷!（台灣網特約作者：且十）

（本文為網友來稿，不代表台灣網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