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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偶像的嬗變意味著什麼

2016年04月22日 16:24:00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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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使我們各自要企求一個能夠足以信賴的、生活上的嚮導。”愛爾蘭文豪蕭伯納曾如是説。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偶像崇拜,但這些擁有強大感召力的美好形象,都銘刻在不同代際人群的記憶裏。

  回溯當代中國偶像形象的歷史變遷,毛澤東時代的國民偶像,許多在歲月的長河裏歷經淘洗而存留至今。無論是做好事不留名的雷鋒、捨身救列車的歐陽海,還是黃繼光、邱少雲,他們都有鮮明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形象。簡而言之,這一時期的偶像人物,普遍具有道義性、穩定性和膜拜性的特點,帶有“克裏斯馬式”的超凡魅力。

  首先,他們在道德、行為上是完美的,是充滿革命鬥爭精神的,是捨己為人、毫不利己的。其次,其“高大全”式的形像是不容置疑的,偉岸形象和崇高地位不容撼動。另外,其形象往往被冠以光榮、神聖、偉大等宏大意象,而常人卻不可能是完美的,這就容易讓人自覺、自發崇拜偶像人物,甚至將之神化。

  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偶像崇拜,顯然與那個年代的政治、社會、文化現實密不可分。一方面,年輕的共和國需要崇高的英雄人物,他們曾為國家和社會進步犧牲奉獻,代表著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多數偶像形象借助官方推動來傳播,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全民學習高潮。比如,1963年3月5日毛澤東親筆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這一天便成了學雷鋒紀念日。由此,崇拜雷鋒不只是個人情感的訴求,也是集體性、政治性的運動。此外,彼時資訊生産、傳播方式較為單一,社會價值觀也不夠多元、開放,自覺選擇單一形象的偶像並長期維護偶像的權威性,也就成了十分正常的事情。

  改革開放後,國民的偶像形象逐漸發生變化。上世紀80年代,傳統偶像形象和新興偶像形象的重疊、碰撞始終存在。一方面,“向科學進軍”、“實現四化”等帶有官方色彩的話語,進入了偶像形象的塑造,學者陳景潤、錢學森、捨己救人的大學生張華等知識分子的形象,成為新的偶像崇拜。在另一方面,鄧麗君、費翔等港臺歌星成了年輕人熱衷追捧的人物,而這顯然與市場經濟在大陸的興起有關。

  而上世紀90年代以降,商品經濟大潮席捲神州,國人的偶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先前偶像形象的穩定性不同,如今的偶像多數只能“各領風騷三五年”,層出不窮的偶像令人眼花繚亂。這是為什麼呢?德國哲學家本雅明曾用“光暈”的消失來描述技術進步後藝術品價值的消解。其實,在商品化、利潤化的資本市場面前,偶像的精神價值也會逐漸消弭,尤其在網路時代,原來的偶像形象被大量複製、傳播,高不可攀的形象逐漸步入尋常。

  在今天,無論是自媒體“網紅”,還是流行的歌星、影星,都可以成為偶像,不同的人群也有各自的偶像。社會價值觀日漸多元和開放,每個人心中的“英雄”都有獨特的定義,它時常與別人的觀念、集體的要求不産生關聯。當然,多元不等於混亂,開放不等於沒有主心骨,傳統的價值觀塑造的偶像形象,依然在社會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在我的朋友裏,不少90後青年也會為白芳禮、叢飛等“感動中國”人物的事跡灑下熱淚,在面對這些偶像人物時,我們不再採取匍匐膜拜的姿態,而是用他們的精神引導日常生活。或許“六億神州盡舜堯”是困難的,但在生活裏樂善好施、在工作中兢兢業業,這些優點卻是容易從偶像身上習得的。 (黃帥)

[責任編輯:李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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