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梁思禮院士：蒼穹大業赤子心
“從第一顆原子彈、第一枚導彈、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到第一艘神舟飛船，我回國後和第一代航太戰士一起，白手起家、自力更生，創建起完整堅實的中國航太事業，使中國居世界航太強國之列。能為此奉獻一生，我感到無比的自豪和光榮。” ——梁思禮
著名火箭、導彈控制系統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24年8月24日生於北京。1941年赴美留學，在辛辛那提大學獲博士學位。1949年10月回國，1956年在國防部第五研究院任導彈控制系統研究室副主任，是我國自行設計的第一個地地導彈的控制系統負責人之一。曾擔任東風五號洲際導彈和長征二號運載火箭的副總設計師，首次把整合電路用於彈上電腦，並首次以此進行全彈自動化測試。1983年，任航太部科技委常委、總工程師。1985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87年當選為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88年，作為“核武器和空間裁軍研究組”成員，開始“核戰略導彈和外太空武器裁軍”的研究工作。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同年成為第八屆全國政協委員。1994年當選為國際宇航聯合會副主席。1996年獲“何梁何利基金”獎。1997年作為全國十名有突出貢獻的老教授之一，獲“中國老教授科教興國貢獻獎”。
梁啟超的心肝寶貝“老白鼻”
1924年8月，51歲的梁啟超老年添子——他的第九個孩子梁思禮誕生了。小思禮的嘴唇略厚，下唇微突，嘴角稍向下彎，和他的哥哥姐姐一樣生就了一幅典型的“梁家嘴”。也許是相貌最接近於父親，也許是年齡最小，梁啟超格外疼愛他，給他取了個昵稱“老白鼻”（英語Baby的諧音）。
“老白鼻”生來聰慧、頑皮可人，為梁啟超埋首學問之餘帶來了無盡的喜悅。在他寫給親友的書信中，有多處描述“老白鼻”的天真可愛：“每天老白鼻總來攪局幾次，是我最好的休息機會。”“他非常聽話，又非常聰明，還取笑保姆把唐詩‘鄉音無改鬢毛衰’念成‘鄉音無改把貓摔’，一面説一面抱著小貓摔下地。”梁啟超總愛把著他的手，用毛筆給遠在海外的其他孩子寫信，現在梁氏家族中還保留著他們一起寫的“梁思禮吃大米，梁思忠吃大蔥”等順口溜。
兩歲的梁思禮很會討人喜歡，每次看見父親要抽煙，立刻就主動把煙，連同煙嘴、火柴和煙灰缸一同送到父親跟前，惹得梁啟超非常高興，以至於有兩三天見不到“老白鼻”，心裏就想得慌。
平時，梁啟超為了安靜地寫作，除了夫人和秘書以外，很少允許孩子們到書齋“飲冰室”去玩兒，但梁思禮卻是例外，每次去飲冰室，都讓他有一種受到獎勵的得意。
對“老白鼻”來説，最感興趣的是父親從世界各國買回的、放在書櫃最下面的明信片。這些明信片精緻優美，有畫有字兒，成了“老白鼻”百看不厭的“小兒書”。只要一進入飲冰室，梁思禮就像進入了魯迅筆下的“百草園”，他撅著小屁股趴在書櫃下，一面翻看原有的畫片，一面搜索有沒有新的“獵物”。父親對“小兒書”的講解，讓梁思禮在孩童時代就知道了歐洲的文藝復興和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等大師。這些長相奇怪、髮鬚滿面的西洋人，雖不如父母講給他聽的南宋名臣陸秀夫背負少帝投海、岳母刺字“精忠報國”那麼有血有肉，但從父親言談話語流露出對他們的欽佩和景仰中，他懵懂地感知，這些洋人也是很有知識、很有見地的大人物。能夠在這樣的環境中玩耍，無疑是對梁思禮最好的啟蒙教育。
母親為他湊了400美元路費
梁啟超曾對梁思禮説，自己準備60歲時開始推掉一切社會活動，集中精力親自教授梁思禮和他的哥哥、姐姐。然而，父親“食言”了——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永遠地離開了人世，那一年，“老白鼻”不滿5歲。
2月17日，北京各界和廣東旅京同鄉會在廣惠寺舉行公祭，全場500多人一片嗚咽，只有“老白鼻”以為常常把自己放在膝頭的父親是睡著了。
梁啟超一生沒有什麼積蓄，他去世後梁家經濟很快緊張了起來。為了維持全家的生活，梁思禮的母親王桂荃不得已將家裏的舊樓給賣了，後來又將新樓出租。
梁思禮在天津讀完高中後，在母親朋友的幫助下，申請到了美國明尼蘇達州嘉爾頓學院的獎學金。母親變賣了一些家中值錢的物件，盡最大努力東挪西湊了400美元給兒子做路費。1941年梁思禮登船赴美留學，母親把買完船票餘下的100多美元包好，揣進梁思禮的口袋，臨行前她告訴兒子：“我能做的也就是這些了，今後一切要靠你自己了。”梁思禮去美國僅半個月，“珍珠港”事件爆發，美日宣戰，從此中美之間的通道被全部切斷，他和家人也徹底失聯。在美留學8年，梁思禮從未得到過家人的接濟。
懷揣著“工業救國”的理想，梁思禮寒窗苦讀，于1949年在辛辛那提大學拿到了自動控制專業的博士學位。留學期間，他是個地道的窮學生，平日在學校食堂當洗碗工，假期去罐頭工廠流水線當工人、當水上救生員等，靠勤工儉學養活自己。直到讀博士時，由於為美國軍方研究所做課題，才有了一筆並不寬裕的工資，月薪大約200美元。
1949年9月，梁思禮登上郵輪動身回國。他隨身攜帶了一個業餘無線電收音機，竟然在輪船上聽到了新中國成立的新聞廣播。他把這個消息告知船上的同胞，進步學生們欣喜若狂。當聽到國旗是五星紅旗時，大家便找來一塊白床單用紅藥水染紅，中央放置一顆大黃五星，四角各放一顆小黃五星，權做國旗，還舉行了別開生面的慶祝會。
生男為“凱”，生女為“旋”
1956年10月，中國第一個導彈研究機構——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梁思禮被任命為導彈控制系統研究室副主任，是錢學森院長手下的十個室主任之一。從此，他將全部身心都融入發展我國導彈與火箭的事業之中。
令梁思禮永遠難忘的是1962年的一次導彈發射試驗。當時他站在離發射陣地僅兩公里遠的吉普車旁，聶榮臻元帥坐鎮在5公里以外的帳篷前，這顆導彈剛起飛就掉了下來，距發射點只有300多米。梁思禮立即奔向爆炸地點，望著深深的大坑，心痛萬分，幾天吃不下飯。
在這次試驗前，他與快分娩的妻子趙菁告別時説：“若生男取名‘凱’，若生女取名‘旋’。”他盼望著凱旋而歸，試驗雖然失敗了，但他仍給女兒起名“旋”，他相信今後一定會成功。果然，1964年，梁思禮作為控制系統的主要技術負責人，參加了第一個自行設計的中近程地地導彈的研製，一舉發射成功。
梁思禮在長期從事導彈控制系統工作的實踐中，深切體會到品質和可靠性的重要性。他首先提出“品質和可靠性是設計出來的，不是統計出來的；是生産出來的，不是檢驗出來的；是管理出來的，不是試驗出來的”。長征二號運載火箭首飛因一根導線斷開而導致墜毀後，梁思禮積極推行並領導實施了一系列品質控制和可靠性保證措施，使“長征二號”的可靠性大大提高。自1975年後，連續成功地將23顆返回式遙感衛星送上天。我國導彈和運載火箭使用的是品質不太高的元器件，發射成功率卻位於世界先進水準，在國際上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割掉導彈的“洋尾巴”
1964年9月，中央軍委下達了組建第一個戰略導彈陣地的命令。那年冬天，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張愛萍，帶著梁思禮等人親赴東北勘選導彈部隊的陣地。他們拄著木棍，踏著沒膝的大雪，鑽山溝、穿密林，風餐露宿，對即將開建的導彈陣地的山形、高度、坡度和石質進行詳盡的考察。
東風二號導彈是按蘇聯的框框搞的，原有的控制系統採用無線電橫偏校正系統，即該系統向空中發送一個無線電等信號面，導彈發射後沿著等信號面飛行，假如偏離等信號面，則由彈上接收機等自動校正橫向偏差，從而提高橫向落點精度。
但橫偏校正系統有一個局限性，在蘇聯的發射勤務指南中嚴格規定了陣地的地形要求，不符合這個要求就會使等信號面發生畸變，會影響命中精度。蘇軍的陣地多在開闊地上，他們很容易按照發射勤務指南操作。而我國為了作戰需要，陣地要建在山區隱蔽的地方，橫偏校正系統在山地會受到地形的干擾，導彈發射時，搜索雷達必須搬到朝向發射目標的位置，如果發射目標變化，搜索雷達就得隨之搬來搬去，像一條老要不停甩動的大尾巴，很難達到實戰要求。梁思禮一行在勘察陣地時，也發現在山地中等信號面確實發生了畸變。
由於作戰使用不便，導彈部隊要求研製單位去掉無線電橫偏校正系統，即“割尾巴”。在一個型號飛行試驗成功接近定型的時候，要求做這樣大的方案變動，無疑是非常困難的。但這是用戶的需要，實戰的需要，梁思禮和他的研製團隊必須千方百計去滿足。
好在當時有較成熟的技術儲備，早在1961年9月，國防部五院二分院組織了控制系統技術發展途徑的方案大討論，在全慣性制導方面提出了許多新思想和方案，其中“雙補償制導方案”和“橫向坐標轉換方案”，首選列入了預先研究計劃，並作為東風二號備份方案開展配套預研工作，到用戶提出“割尾巴”時，該方案已經經過各種地面試驗達到了可以應用的成熟程度。
在決定導彈開工哪種制導方案時，設計師系統提出了三種方案：第一種方案是“坐公共汽車”方案，即把雙補償和橫向坐標轉換兩套裝置作為“乘客”裝在東風二號上，在飛行試驗時，測得這兩套裝置的有關資訊，以判斷工作品質。這種方案比較穩妥，但試驗週期長；第二種方案是“半搬方案”，即每次飛行只要更換一套裝置，或者把無線電橫偏校正系統改為橫向坐標轉換，而另一套裝置仍沿用原來東風二號的。這種方案有一定的風險；第三種方案是“全搬”方案，即用雙補償和橫向坐標轉換裝置把東風二號原來的制導系統全部換下來，這種方案承擔的風險最大，但一旦試驗成功，就能立即把新系統正式用到型號上去，可以大大縮短試驗週期。
梁思禮等技術負責人充分相信新系統在理論上的正確性和實現的可能性，堅決主張上“全搬”方案。為此，第一設計部內開展了一場激烈的爭論，通過反覆討論比較，1965年7月5日，七機部正式批准採用“全搬”方案。由梁思禮帶隊僅一年時間就完成了修改設計及飛行試驗，並取得連發連勝的好成績。
1967年12月，東風二號甲改進型導彈定型，隨之進行了小批量生産，使用情況一直良好。1969年，東風二號甲改進型導彈正式裝備部隊，成為第一代為我國站崗放哨的戰略核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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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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