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陸軍下士洪仲丘在退伍前夕被虐死一案，連日來引發輿論嚴厲抨擊。臺灣“國防部”就洪仲丘案提出第二波懲處名單，“國防部長”高華柱併為此一度請辭。臺灣《聯合報》今日發表社論指出，從層層違失看來，軍方相關部門除了濫權成習之外，在軟硬體制度上的鬆散已到“環環松脫”的地步，對錯誤的矯正和稽查機制無法發揮作用，形成“一步錯，步步錯”的惡性迴圈。這樣的制度鬆動，借由一名下士無謂的犧牲而得以揭露，讓人看得觸目驚心。
社論摘編如下：
臺灣“國防部”就洪仲丘案提出第二波懲處名單，“國防部長”高華柱併為此一度請辭；連同第一波懲處的27人，此案共有37名高低階官兵受到處分。然而，對比大規模的懲處與“國防部”的調查報告，卻仍無法讓社會對洪仲丘之死釋懷：在軍方眼中，這是“制度殺人”還是“集體陪榜”？
經過法醫解剖，認定洪仲丘是“中暑”引發“瀰漫性血管內凝血不全症”致死，並無遭到毆打的痕跡。儘管如此，這並不能説明洪仲丘未曾遭到肉體及精神淩虐；因為造成身體如此嚴重的熱衰竭，必然是連串過度的操練折磨所致。在排除“惡意致其于死”的因素後，洪仲丘案著力關鍵便放在：一、判處禁閉處分之不當，誰該負責？二、現場戒護員為何對洪仲丘體力不支的求援置之不理？三、監視器不明空白及救護車送醫未鳴警報之原因為何？
根據“國防部”公佈的8頁報告，洪仲丘從接受悔過處分到被過分操練至暴斃，是一連串的“行政違失”所構成，可謂“關關都出錯”。包括：一、“義務役”的洪仲丘卻接受“志願役”士官的處分，是引用了錯誤的法規；二、連部作出不當決定後，旅部卻未依必要程式召開評議會議審查糾正；三、禁閉室格局不符規定，無窗又缺乏抽風、散熱設備；四、洪仲丘的身高體重比屬於“高危險群人員”，卻在危險天候接受超乎體能所能承受的操訓，且戒護幹部未理會其兩度求救。
從這層層違失看來，軍方相關部門除了濫權成習之外，在軟硬體制度上的鬆散，亦確實已到了“環環松脫”的地步，使得對錯誤的矯正和稽查機制無法發揮作用，乃至形成“一步錯，步步錯”的惡性迴圈。這樣的制度鬆動，借由一名下士無謂的犧牲而得以揭露，讓人看得觸目驚心。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除了“國防部”調查報告中揭露的種種行政違失外，更令人感到痛心的，其實是軍中那種遇事畏怯、一味矯飾的心態。試想，洪仲丘身亡至今已經兩周，而“國防部”先前的處理卻一直回避公開真相，拒絕對家屬及公眾坦白事實；而在另一方面，卻又祭出長串的懲處名單，羅列了從“下士”到“上將”各種高低階官兵。如此作法，似以為可以用“大規模懲處”來堵民間的悠悠眾口，以掩蓋性質最嚴重的犯罪與錯誤。
事實的發展，則正好相反。軍方回避真相、卻大舉懲處的不對稱作法，收到的只是反效果，讓民眾覺得其中必定“另有隱情”，才需要如此大張旗鼓上綱上線。不僅如此，“國防部”發言人隨即宣佈要廢掉“禁閉室”及取消悔過懲罰制度，更讓人覺得已心虛到方寸大亂的地步：只因為一次操作失誤，便覺得禁閉悔過制度可以全部毀棄，這真的是正確的反省嗎？包括高華柱的請辭，固然是在回應外界的眾聲批評，但就事論事，“國防部長”為無關其權責的下士之死去職，豈合乎比例原則？
歸根究柢，如果“國防部”一開始即坦直面對洪仲丘案，公佈調查報告、誠實説明原委，又何致懲處了大批官兵仍平不了民怨？在洪仲丘家屬而言，要討的不過是一個真相和公道；但軍方卻左閃右躲、指東説西，以為可以用懲處平息洪家憤怒，這不僅民粹，也錯估了百姓的智慧，更貶低了自己。再説，如果軍方的調查公允無私，何致第一波懲處非要祭出多位將官“陪榜”，甚且要將奉命救人的醫官法辦，卻漏掉了更嚴重失職的戒護士及輔導長等人？包括下令非要把洪仲丘送禁閉悔過的副旅長何江忠，誤用法條又濫權施壓，卻僅記一大過，直到輿論大嘩昨天才急急聲押，如何教人心服？
若非洪仲丘家人苦苦緊追，若非媒體和民眾高度關切，若非高華柱終於回島處理，“國防部”能不能及時公開洪仲丘案調查報告，恐怕還有疑問。洪仲丘案暴露了軍方內部行政“關關違失”的弊端，對高華柱而言，此刻的他想必備感沉重。但必須提醒的是，軍中乾部推諉矯飾、軍人面對社會怕事畏怯，才是一個“國防部長”在領導上更大的挑戰。高華柱必須借此事件整頓紀律，把松脫的制度重新建立起來；也唯有教導軍人學習坦誠與自重，才不致面對社會手足無措，或一味企圖遮掩。
試想，軍中若連弟兄急病送醫都要換便服，救護車甚至不敢鳴警笛，低調至此，這教軍人把尊嚴置於何地？
[責任編輯：張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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