脫歐公投撕掉“西方民主”的“皇帝新裝”
剛剛舉行的脫歐公投引發二戰以來英國最嚴重的政治危機,英國的統一也因此受到嚴重威脅,這場危機料將持續多年。因為這場公投,中國國內也出現了一些有關“西方民主”“民粹主義”和“分離主義”的探討。要想理解當前這些事件,就需了解它們背後最深層次的原因,弄清兩者之間的聯繫至關重要。
厘清英國這些亂象的關鍵在於它們坐實了“西方民主”只是一種表像,真正做決定的是其背後強大的經濟集團。這樣一來,那些令人費解的事就一目了然了。
儘管公投已經通過,但英國仍是歐盟成員國。脫歐派領導人反對匆忙提出正式脫歐申請——正式脫歐只能按照《裏斯本條約》第50條推進。以前首相布萊爾為首的英國政界大佬們強調英國脫歐之前必須再舉行一次公投或選舉。事實上,即便本次公投結果最後被推翻,那也並非罕見之事,而只能算是歐盟第五次推翻“民主”公投結果。在此之前,已上演過丹麥加入歐元區公投、愛爾蘭反對《裏斯本條約》公投等戲碼。總而言之,就是當公投結果符合歐盟主要經濟集團的策略安排時,它就被視為“民主決定”;反之,它就會因“錯誤”而被推翻。不僅是在歐盟,世界其他地區國家也曾發生類似情形。“西方民主體系”只會容忍有關較小議題的“錯誤”決定,但一定會推翻有關大事的任何“錯誤”決定。
支配性經濟集團用何種方法來確保勝利,取決於威脅的嚴重程度。如果威脅不嚴重,如美國大選,就通過為希拉裏這種“正確的”候選人注資來獲得“正確的”結果。如果威脅較嚴重,如歐盟公投,那麼就推翻決定。如果威脅很嚴重,那就不惜動用軍事政變之類的手段。西方民主體系自然希望遮蔽這一事實,因此它會用“最小程度”的必要方式來達到目的。但正如法國哲學家埃蒂安 巴利巴爾所言,當西方譴責馬克思主義是“無産階級獨裁”時,它正小心地隱藏著自己“資本獨裁”的真面目。
正是這一事實道出歐盟公投亂象背後的深層原因。英國的權力階層大多想要留在歐盟——英國工業聯合會、首相、3/4的議員、倫敦金融中心。他們得到美國總統和所有歐盟成員國領導人的支援。這些力量只能被一支同樣強大且有能力統治英國的社會力量取代,但那支力量並不存在。結果,這些力量在本次公投中落敗引發了混亂,因為贊成脫歐的力量還只是一盤缺乏凝聚力的“民粹主義”散沙。
不斷加重的危機加上脫歐者缺乏凝聚力,給了支配性經濟集團的代表們呼籲重新公投的機會——因為此前歐盟已有推翻做出“錯誤”公投決定的先例。
“西方民主”建立在虛幻的人類圖景之上
引起這場混亂的終極原因,則在於西方民主模式是建立在一種完全虛幻的人類圖景基礎之上。真實的人類有著無數複雜需求,從擺脫貧困、確保自身安全等基本需求到文化、科技等複雜領域的需求,這些需求只能通過社會來滿足,因此才産生了難以計數的不同社會關係。國際社會的眾多證據表明,獲得最高水準的生活、追求符合所在國家特徵的生活方式是人類最想達到的目標。政治體系真正的工作就是最大限度地滿足這些需求。
可是,“西方模式”對人類具有“多維”需求這一事實視而不見,反而想用某種幻想出來的“一維”視角取而代之,認為人類關心的只是一系列單一狹隘的事,比如擁有一個議會制共和國或用上“臉譜”網站。而當這種不真實的“西方民主”體系所産生的投票結果與真實的經濟政治力量發生衝突時,正如歐盟公投那樣,就會引起混亂或導致投票結果被推翻。
中國選擇“西方民主”會比英國更混亂
這些教訓對中國來説至關重要。中國比英國更為複雜: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不僅擁有眾多人口和民族,還有日本這種不甚友善的鄰國,同時面臨美國新保守派的遏制企圖。中國現有體系已成功將這些不同因素整合進了自身國家發展進程,如果放棄這種“真實”的體系,轉而採用基於錯誤人類圖景和需求的“西方民主模式”,則其可能面臨比當下英國更加危險的混亂。
相信這些教訓對中國共産黨也會有所啟發。今年7月1日正好是中國共産黨建黨95週年紀念日。從建立新中國,到帶領這個大國創造出人類歷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邁入國際設定的高收入經濟體門檻,再到帶領7.28億人脫離國際定義的貧困線,中國共産黨始終承擔著巨大歷史責任。
中共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史無前例的成就,是因為它認識到了社會的多面性及其在中國的獨特特徵。中共了解自己國家複雜而真實的社會關係,清楚如何綜合發展和滿足以下這些需求以維持國家前進不可或缺的凝聚力:經濟發展、保障社會和人身安全、發展科技文化等。為了做到這些,它理智地拒絕了西方體系中的錯誤,比如前述那種虛假圖景,即認為人類是“一維”的、僅對少數“政治”議題感興趣,他們並不非常關心自身全方位發展,包括追求符合所在國家特徵的生活方式的權利。
隨著中國進一步發展,現實社會關係將變得更複雜,進而需要更完善的政策。但無論如何,在一個如中國這樣大而複雜的國家,如果拋棄建立在其真實社會屬性上的政策、轉而求諸建立在虛幻想像上的西方體系,那將是場災難。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國應仔細研究導致歐盟公投這種亂局的系統,避免犯下任何危險的錯誤。(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前署長,本文由徐珍珍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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