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談“亞洲價值觀” ：學習西方不是把自己變成西方

　　當今國際輿論認為發展的中國的不確定性很大，中國到底往哪個方向走，尤其是中國共産黨要帶領中國往哪個方向走？

　　在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近日在京舉辦的“鄭永年‘重塑亞洲價值觀’研討會暨新書(《中國崛起：重估亞洲價值觀》、《再塑意識形態》)交流會”上，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學術專家委員會主任、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闡述了他的思考與觀點。他認為應把中國共産黨放在中國幾千年文明歷程中來回答。從一個文明的角度來看中國的未來，一定不能把中國孤立看，因為世界離不開中國，中國離不開世界。一定要把中國放在世界地圖裏面來看，放到整個世界文明發展來看。

　　中國文明發展的四個階段 開放、包容、改進的學習文明

　　文明的角度是什麼？鄭永年認為，中國現在可以説是中國文明發展的第四個階段。

　　中國文明第一個階段是中國文明基本價值形成時期，在西元前13世紀到西元2世紀基本上形成，這個時期形成的背景就是百家爭鳴，就是一個中國本土産生的多種思想之間的對話，由對話而産生。

　　第二時期是西元3世紀到西元10世紀，佛教進來對中國文明産生巨大的衝擊。中國文明與佛教之間的衝突不亞於現在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衝擊。歷史上發生過很多的滅佛事件，表明佛教對我們産生的衝擊。佛教時代進入以後，中國剛開始是拒絕，非常懷疑、猜疑，甚至發生暴力衝突，可是以後慢慢就接受了，到了唐朝就到達頂峰。唐朝是國家的一次崛起，很多人説是文明的崛起。

　　中國第三階段文明是西元11世紀到19世紀末。宋朝是一個轉捩點，就是“新儒學”，從二程開始，朱熹是一個非常重大的人物，對中國文明貢獻的影響很大，他精通儒學。重新把中國文明轉化成為一個主體，把佛教容納進來，真正吸納到中國自己的文明裏面。一直到王陽明心學，新儒學到了一個頂點。

　　現在進入第四個階段，19世紀末西方文明進來，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到現在也有150、160年了。

　　如果從四個階段的發展來看中國文明以後怎麼走呢？

　　鄭永年認為，中國文明是一個學習文明，特點就是開放、包容、改進，不是通過拒絕使自己更強大，而是通過包容使自己更強大。宗教文明很難包容，因為宗教文明的基礎就是一神教，具有排他性質。中國文明是包容性的。

　　中國文明第一個階段是中國內部各種思想之間的對話，到了韓非子是一個頂點。第二個階段是在佛教文明和中國文明之間的對話，但佛教文明是主體地位，中國文明處次要地位。從二程到朱熹到了第三個階段。中國文明再次成為主體。從這個角度看，我們現在這個時代應當類似宋朝時代。

　　我們需要有新的文明整合，不是想著如何排斥西方文明，而應當思考怎麼樣把西方文明整合到我們的文明裏面。“但我自己覺得，從亞洲四小龍的經驗來看，文明的對話必須像朱熹那個時代一樣，中學為主，佛學為次，就是説今天仍然要以中學為主、西學為次。還是要有這個文明自信心。”

　　鄭永年認為，中國下一階段還是需要根據亞洲價值觀的開放性，把西方文明包容進來，把這套價值體現在一套制度上。從政治上説也不複雜，把中國的selection 和西方的election 結合起來就行了。

　　任何一個文明都有它自己的核心價值，西方文明、中國文明、波斯文明，正是因為他們都是人類社會，他們之間也具有共用價值。

　　亞洲價值觀是對東方專制主義的回應 吸納西方為我所用

　　亞洲價值觀是什麼？東方的概念是怎麼來的？我們如何和西方發生關係的？如何和西方展開交流的？西方怎麼回應亞洲價值觀？

　　鄭永年認為，梳理亞洲價值觀。首先，要清楚“亞洲”這個概念不是我們亞洲自己發明的，是西方給我們的。西方也是一個西方為中心的文明，東方有東方的天下，西方有西方的天下，任何一個文明都有自己的中心。古希臘亞裏士多德的時候已經開始談論東方了。因為希臘文明東邊就是波斯文明，他們就把波斯稱為東方，波斯以東的都叫東方。以西方為中心的地理位置的區分分為近東、中東、遠東。西方人犯了很多錯，他們把整個東方等同成同樣一個文明。他們根本不知道中國以儒家為核心文明與波斯文明是不一樣的，他們完全沒有區分開來。我認為西方從亞裏士多德開始到現在的中國定位沒有任何大的變化。

　　我們現在講國家形象。真正把中國的東方專制主義理論化和概念化的是三個德國人。第一個是卡爾馬克思，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第二個是馬克斯韋伯，第三個是卡爾維特佛克，是50年代耶魯大學的教授。但這三個人影響了西方人對中國人的看法，東方專制主義一直延續了西方對中國的看法。

　　東方專制主義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價值觀，亞洲價值觀是對東方專制主義的回應。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成功的現代化的國家。日本開始以自己為中心學西方非常成功，但是日本後來犯了致命的錯誤。日本沒有能夠正確解釋亞洲價值觀，而是假裝成西方國家，尤其是二戰期間走上了西方帝國主義的道路。明治維新把握得很好，後來日本西方做什麼，它就學什麼。日本的方向錯了，日本失敗之後，沒有人提亞洲價值。1980年代李光耀先生提出亞洲價值觀。當時李光耀先生把世界上很多學者都找來了，研究亞洲價值觀。亞洲價值觀遭到西方的圍攻。

　　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亞洲價值觀一方面遭到不僅是西方國家的圍堵，也遭到亞洲一些開始民主化國家的批評。我自己覺得亞洲價值是存在的，中國變不了西方。

　　鄭永年認為，首先，我們可以把中國模式、中國發展經驗放在亞洲價值這樣一個背景裏來談。我相信中國模式是亞洲東亞模式的一部分。東亞主要是儒家文化圈，朝鮮半島、日本、越南、東南亞的一些國家，都是儒家文化圈的一步，它們的成功確實跟西方走了一條不同的道路。它們不是拒絕西方，而是像中國文明一樣，包容了西方。

　　把西方的東西變成自己的東西同時不是把自己變成西方。一變成西方就犯會錯誤，日本犯了錯誤，臺灣也犯錯誤。中國的香港以後如果照搬西方也會很麻煩。韓國沒有照搬西方，只是政治選舉上照搬西方，很多機制都是它們符合自己特點的體制。日本早期的發展沒有照搬西方，照搬西方的肯定會失敗。儘管日本可以假裝西方國家，但實際上變不了西方。臺灣的民進黨跟國民黨之間的關係完全跟西方的多黨制間的關係不一樣。日本民主和西方民主也是不一樣。新加坡就是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一個做法，西方的東西都是作為工具來用，價值還是自己的。

　　國家意識形態還未完全塑造 媒體傳播需要強大知識體系

　　一個綜合中西方價值的體制是怎樣的？中國那麼大怎麼搞民主？中國能不能把黨的意識形態跟國家意識形態區各有所側重？

　　鄭永年認為，中國當務之急要樹立國家意識形態。

　　那國家意識形態內容是什麼？既要有中國的傳統資源，還需要全球化背景下面向未來的傳統。復興國學、傳統儒學，都不夠。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意識形態本身就需要重造。我們現在的國家意識形態很簡單。我們的核心價值觀需要兩種，一種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觀，一種是共用的價值觀。作為全球化的一部分，要跟其他國家有共用的價值觀。任何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都由這兩部分組成。中國以前就是這樣，“三教合一”，中國的文明是學習文明，包容其他文明好的東西，今天也是這樣，也是要有開放的態度。

　　世界上最長的兩個體制是什麼體制，一個是中國的，一個是西方的。公務員體制，西方是學我們的。以自己為主，把其他的西方文明包容進來，是非常偉大的一件事情。當然這個意識形態不光是説説的，一定要表現在各種體制政策上。

　　“在經濟意義上，現在沒有一個國家有經濟主權。資本、政治、社會這三者之間嚴重失衡，西方現在發生的就是這樣。”在鄭永年看來，現在的危機是這樣的，因為資本全球化，資本總是可以找到適合其發展的地方。法國總統一上來説要多徵富人的稅，富人就都跑到倫敦去了。中國的企業家、資本照樣會跑出去，道理也是一樣的。

　　下一階段怎麼通過共用價值和核心價值的結合，塑造成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呢？我們還是找現在已經有的東西把它們作為核心價值，不要找沒有的東西；沒有的東西，沒人相信，只能製造一些困惑。

　　鄭永年説，塑造中國價值有三個傳統，有幾千年的大傳統、近代以來的中傳統、改革以來的小傳統，加上全球化。知識分子應該有知識的擔當，任何一個文明的核心就是它的知識體系。

　　怎麼塑造軟實力？鄭永年認為，我們要塑造中國的軟力量，就必須在講中國故事的同時，也要講印度的故事、西方的故事，光講中國的故事就永遠沒有中國的故事。

　　現在西方的媒體很強大，但媒體只是一個技術和形式的東西。西方媒體強大是因為它背後有一套知識體系，媒體只是把這個體系傳播出來。西方媒體的強不是傳播技術的強，是它後面知識體系的強。我們現在弱是我們沒有自己的一套知識體系。從經驗上説，我們是有的，但是我們現在沒有人做。我們要有擔當，把這件大事情做起來，這樣中國才能真正崛起。

　　（人民網記者常紅據鄭永年在“重塑亞洲價值觀”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